去年十八大以来，建设美丽中国被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节能减排话题的探讨随之再次升温。从节能减排写进国家“十一五”规划到前不久环保部公布2012年度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八家中央企业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查工作，尽管节能减排在我国取得巨大进展，但仍然任务艰巨。
5月19日，中国能源研究会节能与企业能源管理专业委员会在北京组织召开了“开展低碳节能为整治环境作贡献”政策与技术研讨会。二十余位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围绕能源低碳利用主题展开了广泛讨论。
下面我们根据研讨会专家互动内容和节能减排的背景，梳理出节能减排目标从国际共识转变为国内政策目标的脉络。
一、节能减排从科学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并形成国际共识
19世纪中后期，应对气候变化只是当时少数科学家出于个人兴趣的研究课题，诸如英国物理学家廷德尔(Tyndall·John)研究气候问题是因为中年时登阿尔卑斯山被看到的冰川壮丽景象所迷。而且那个时代的气候研究不是出于防止气候变暖，而是担心结束恐龙时代的地球冰川世纪再次到来，意外发现了二氧化碳的温室效应。
直到19世纪末，有科学家提出温室气体可能会影响温度，但是大气中二氧化碳增加的可能性却因为相信海洋会吸收大部分增加的含量而没有受到关注。这时科学界普遍认为，理论上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会因为煤等化石燃料的燃烧出现全球尺度的变化，但因为人类工业增加的二氧化碳到底是累积在地球大气中还是被海洋和陆地植被所吸收则并不确定。
到20世纪50年代末，科学界才有实证数据证明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不断上升，这位科学家叫查里斯·大卫·基林(charles David Keeling)，他根据在美国夏威夷岛一个大气二氧化碳含量监测点的数据绘制出了著名的“基林曲线”，那条不断上升的曲线成为了20世纪的气候变化的标志图。他本人则被认为是现代气候变化的先驱。
没过多久，他的研究小组的工作很快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类似观测的呼应，从而得到了全球二氧化碳分布和变化的图象。
再后来，这个气候领域的问题转向政治领域。生于1948年的美国政治家戈尔(Albert Arnold Gore Jr.)是实现这一转向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其政治角色为多数人熟知：1992年他作为比尔·克林顿的竞选伙伴再次参选，成功当选副总统;在2000年竞选美国总统，但是以微弱劣势输给了乔治·布什。实际上，他同时是一位坚定的环保主义者，环保是其政治演讲中的一个主题，在白宫任职期间，还积极推动克林顿签署了《京都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发达国家从这一年开始承担减少碳排放量的义务，而发展中国家则从2012年开始承担减排义务。我国于1998年5月签署并于2002年8月核准了该议定书。欧盟及其成员国于2002年5月31日正式批准了《京都议定书》。2004年11月5日，时任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使其正式成为俄罗斯的法律文本。
在此之前，减排目标曾被以为是发达国家限制发展中国家能源使用、遏制经济发展的阴谋，即使发达国家内部，也担心经济发展受限制。《京都议定书》签署时，时任得克萨斯州州长的乔治·布什就抨击，履行京都议定书有可能会大幅降低美国GDP增长。他担任美国总统的2001年，美国退出了该协议。
据当时的报道，欧盟对美国的决定表示严重不满。日本政府发表声明，要求美国重新考虑退出《京都议定书》的决定。时任澳大利亚环境部长的希尔认为，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有责任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否则《京都议定书》就无法实施。
21世纪这些年来，全球经历了多次飓风等极端气象灾害，美国也频繁 遭极端天气袭击。更多更令人信服的证据出现，让减排在政治领域逐渐形成国际共识。
2009年9月22日，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开幕式上讲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已成为各方公认的应对气候变化主渠道，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已成为各方加强合作的基础，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人与自然相和谐已成为各方共同追求的目标。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在2012年报告中也称，2011年地球大气的二氧化碳含量创下新高，达到390.9ppm(ppm表示百万分之一)。这一数字相对于1750年的水平增加了40%，也就是在那时候，人类才开始大规模燃烧化石燃料。
世界银行2012年也在一份报告中称，如果不能显著削减排放量，地球的平均气温最早在2060年就可能上升4摄氏度。报告中还强调了这一升温对人类健康与安全产生的严重后果，包括海平面上升、热浪和其他极端气候事件。
二、承担起“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我国节能减排“十二五”目标的考核即将到来
2006年3月14日，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表决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节能减排作为约束性指标首次写入其中，要求单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
2007年6月，为切实加强对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工作的领导，国务院成立了以时任总理温家宝为组长、以多位部长和国家相关局局长为成员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相比而言，1990年的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设在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下面，由当时的国务委员宋健担任组长;2003年10月，由当时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担任新一届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组长。这从机构设置上提高了节能减排的高度和协调性。
该领导小组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制订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战略、方针和对策，统一部署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研究审议国际合作和谈判对案，协调解决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组织贯彻落实国务院有关节能减排工作的方针政策，统一部署节能减排工作，研究审议重大政策建议，协调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在2009年纽约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胡锦涛还向世界作出“加强节能、提高能效工作，争取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显著下降”等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
同一年的12月18日，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中国有13亿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刚超过3000美元，按照联合国标准，还有1.5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任务十分艰巨。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能源结构以煤为主，降低排放存在特殊困难。但是，我们始终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重要战略任务。
在2012年，《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等国家规划相继颁布实施，将胡锦涛在纽约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作为总的思路和目标。
根据2012年8月实施的《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到2015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到0.869吨标准煤(按2005年价格计算)，比2010年的1.034吨标准煤下降16%(比2005年的1.276吨标准煤下降32%)。“十二五”期间，实现节约能源6.7亿吨标准煤。
2015年，全国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分别控制在2347.6万吨、2086.4万吨，比2010年的2551.7万吨、2267.8万吨各减少8%，分别新增削减能力601万吨、654万吨;全国氨氮和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控制在238万吨、2046.2万吨，比2010年的264.4万吨、2273.6万吨各减少10%，分别新增削减能力69万吨、794万吨。
2012年底出台的《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则继续明确：到2015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11.4%，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目标降到0.68吨标准煤/万元，2010年这个数字是0.81。每千瓦时煤电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均下降到1.5克。这不是预期性的目标，而是约束性的。
三、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节能减排面临治理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的双重任务，要分阶段安排应对的先后时序和主次
现在研究已表明，化石能源的利用对环境的危害分为三个部分：一是能源利用造成室内环境污染问题，如农村用薪柴、秸秆做饭、取暖产生的室内烟尘污染;二是利用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造成的区域污染，包括酸雨、雾霾等污染;三是利用化石能源排出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造成的气候变化。
研讨会上专家对能源的开发利用同样议论纷纷，列举的对策多种多样，涉及能源结构调整到区域综合治理多方面，甚至有人提出关闭北京的电厂到周围省区买电这样的激进意见。
对此，原能源部政法司副司长朱成章则提醒，“一方面基于电力系统的特点，一个城市要有自己的电源，否则一旦跨区电网出问题，全城都黑了，这个后果是可怕的。另一方面要区分环境污染治理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发达国家是在解决了环境污染的基础上，全力抓气候变化问题;而我们是环境问题没有解决，面临气候变化和保护环境双重任务。因此，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时，要优先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他在此前一篇《煤电是我国煤炭干净利用的惟一出路》撰文中的表述更加全面。文章称，“发达国家通过两次能源大转换由薪柴转换成煤炭，又由煤炭转换成石油、天然气，发达国家已经实现能源消费以油气为主，解决了室内污染和区域污染问题，他们只剩下一个气候变化问题。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完成两次能源大转换，特别是我们中国还是世界烧薪柴、秸秆最多的国家，还是以煤为主的国家，对于我们来说，需要解决化石能源等利用中的三大污染问题，对于我们来说不能只顾低碳、只顾减排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我们应当学习发达国家要解决好室内污染和区域污染，包括灰霾污染。”
在他看来，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还得分开来解决，像发达国家那样，先解决好化石能源利用中的环境问题，然后再去解决化石能源利用的气候变化问题，当然在解决室内污染和区域污染的同时能减排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则更好。
“实际上，由于严格的《大气环境标准》和电厂脱硫脱硝的推广，燃煤电厂成为最能清洁利用煤炭的用户。”他表示，“这部分用煤约占我国近40亿吨煤炭消费量的50%。而其余50%的燃煤消耗用于钢铁、冶金、化工、水泥等行业以及小锅炉、小窑炉、居民家用做饭和取暖等方面，相对于燃煤电厂的集中严格排放，高空排放，这50%的燃煤污染更严重，这部分污染分散度大、低空污染，很难控制，对城市污染的贡献很大。”因此，他建议将天然气优先用于替代分散的燃煤和不好控制的部门。
四、今年年初发生的全国大范围雾霾，已经让大气污染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感深入民心
距今60年前，由于大量燃煤、人口集中和一定的气象条件，英国伦敦曾遭遇了号称“史上最严重”的雾霾天气，时间是1952年12月，英国的冬天。
今年年初，我国的部分城市也遭遇了同样严重的雾霾。节能减排在政治领域成为国际共识，兑现节能减排目标时间点的逼近，似乎不及这场雾霾灾害让国内公众感到极端天气的威胁之大。同时，我国新版的大气监测标准正式试行，与PM2.5的监测数据一同公布。其间多个城市的PM2.5值为我国标准规定的日均浓度限值75微克/立方米的7倍左右。
此前在国内，这个数据最早由美国大使馆正式发布，但国内官方没有相关监测。在环保人士利用新媒体的转载和推动下，PM2.5的监测今年初正式开始。
会上，北京达华低碳研究院副院长李占伍就我国PM2.5的污染及其对策作了发言。在他展示的幻灯片中，有一张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美国运动员下飞机时戴着口罩的图片。他让我们想起，“当时这一举动引来国内一片不满”，然而下一张图片展示了年初雾霾时国内市民戴着口罩走在大街上，接着还有天安门广场上值勤战士戴着口罩的图片，他接着介绍说，“四年多后，我们自己也这样了。”显然，他在用对比提示这种戏剧性的变化。
今年1月雾霾发生期间，多地的研究分析已表明，汽车尾气、燃煤、道路扬尘与建筑施工是PM2.5的主要来源，根据不同城市的瞬时监测显示，主要污染源的比重会有不同。李占五援引杭州雾霾源结构研究数据，汽车尾气占40%，燃煤占33%，扬尘与建筑施工占10%，而南京、沈阳、北京的三类污染源比重则会有变化。
针对这些污染源的治理，无数关心环境的社会各界人士发表了若干从政策到个人生活方式上的建议，环境污染治理因此在全国范围深入人心。今年两会上，关于“生态文明”、“美丽中国”、“节能减排”、“促进清洁能源利用”等代表委员的提案、议案、建议、发言陡增，包括水环境治理在内的生态文明和环保话题已成为一大热点。
例如，民盟中央向大会提交《进一步加强节能减排工作》团体议案，民进中央的《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的提案》、《关于加快制定船舶大气污染防治规定的提案》、《关于高度关注农村垃圾处理完善村镇垃圾收运处理系统的提案》、《关于采取措施加强国家层面湿地保护工作的提案》等，从不同角度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言献策。
五、能源低碳化之路刚刚起步，低碳认识还不到位
有人曾提出，我们经历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正在走向低碳文明。
国家发改委能源所原副所长渠时远就能源低碳开发利用演进评论时表示，低碳文明的标签和这个文明演进的说法且不去细究，但这说明了低碳理念的兴起。
他表示，能源低碳开发利用要采用多元化的途径，当前主要包括这几个技术方向：一是化石能源清洁化，二是发展利用可再生能源，发展利用诸如核能的新能源，四是发展节能技术，五是发展碳捕获、利用和储存(CCUS)技术。
但当前，我国能源低碳开发利用困难重重，总体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甚至在全球也进步缓慢。渠时远表示，“第一点是认知不到位，发展目标欠明确。”
国际能源署(IEA)总干事范德胡芬日前表示，目前，替代能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推行速度正在放缓。近10年间，虽然替代能源在各国都受到了足够的重视，技术上也获得了极大发展，但是，这些技术的环保程度比起20年前进步不大。
而在碳捕获和储存技术方面，全球范围内已知的进展都不大，国际能源署(IEA)日前在发布《可持续能源进程报告》时表示，碳捕捉与封存(CCS)技术可以很好地解决化石能源的碳排放问题，但是现在鲜有企业愿意为此投资。迄今为止，全世界在建及运行的大型CCS项目仅有13个。
六、组建全国性的低碳技术研发中心，来开展低碳技术前瞻性研究
为了推进能源低碳技术的进步，渠时远表示，应组建全国性的低碳发展领导机构——低碳技术研发中心，以开展低碳技术前瞻性研究。针对我国是煤炭大国的现实，强化研发清洁煤技术等，整体上将一体化的减碳、去碳、无碳、节能减排等技术作为研究任务。
中国能源研究会节能与企业能源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鲍云樵对此表示认同。他说，节能减排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策支持、技术创新、开拓市场，也需要机制上的保障，成立全国性的研究机构非常必要。
七、风光可再生能源产业技术从引进到国产化，取得了显著进步，但还要继续提高技术经济性，是否将提高光电转化率为光伏优先技术存争议
尽管我国太阳能光伏产业两头在外，刚刚转向国内市场，尽管我国风电弃风严重，但在这两个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上，我国用了不到十年——风电并网规模超过美国跃居全球首位，在全球光伏市场份额中占据高位。利用风光能源的速度有目共睹。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博士白旻在可再生能源可持续发展模式研究演讲时也表示，“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显著”。而发现可再生能源是节能减排的重要途径。
他表示，这两个产业已从初始开放阶段，转型到内向化阶段，第三个阶段将是再开放阶段。
在2008年至2009年，我国风能装机容量取得了巨大突破，同时树立风电设备50%～70%国产化的目标，催生了金凤科技、华锐风电这样的设备巨头。白旻表示，我国风电经历了以“市场换技术”的初始开放阶段。
到2012年8月份，我国风电并网规模超过美国。新华社消息称，“截至目前中国并网风电达到5258万千瓦，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风电大国。”截至2012年底，我国风电并网装机达到63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过1000亿千瓦时，风电成为中国第三大电源。
我国早在2010年即以4183万千瓦总装机容量成为风电装机总量全球第一，但国内风电资源多集中于地广人稀的“三北”(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而远离负荷中心，加之此前电网建设速度难以跟上风电发展，令风电大规模并网消纳成为最大瓶颈。
下一阶段，在风能发展方面，我们需要努力解决弃风问题。国家能源局《风电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提出我国到2015年风电并网装机达到1亿千瓦，2020年达到2亿千瓦。然而，2011年全国弃风量大约是120多亿千瓦时，2012年全国弃风电量约200亿千瓦时，弃风电量占全年风力发电量的1/5。而在世界其他风电利用大国，美国、丹麦、德国、西班牙，弃风率不足5%。
光伏太阳能在我国的快速发展跟风电产业差不多，重要的产业推动者要提到被媒体称作太阳能产业教父的施正荣。他2000年回国创办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2005年无锡尚德在美国纽交所上市，以23亿美元身家成为中国的新首富，无锡尚德成为中国最大的光伏企业。同时，尚德电力也成为全球光伏企业的巨头之一。
到2011年底，全国600个城市中，有300个发展光伏太阳能产业，100多个建设了光伏产业基地;全球多晶硅产量20万吨，我国占近9万吨，却不掌握核心技术;产能巨大，国内市场总量却较低，严重依赖国际市场。
白旻重复讲到了这个产业瓶颈，“我国多晶硅生产技术落后，多依靠进口，这个比例近期是44.5%，销售市场以国外为主，在90%以上。”
同时，目前我国太阳能产业的光电转化率不高，优秀的光伏企业的转化率能达到17%，国外平均在18%左右，像日本已经到21%。现在部分国内光伏制造企业将重点放到提高转化率上，而鲍云樵表示，光电转化率在13%～15%已经可用，我们目前先在这个转化率下商业化推广，不要追求过高的转化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