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视一
雾霾天气频发，我们呼吸的空气是否安全?
记者：作为一个研究学者，您负责任的告诉我们，我们身边现在呼吸的空气质量的安全程度是多少?
郝吉明：我们如果用世界卫生组织第一过渡阶段值来衡量，我们的PM10、PM2.5都不达标，大多数天数都不达标。
PM2.5首次纳入空气质量标准，带来怎样新的挑战?
记者：那这样一个新标准会给地方的环保部门或者政府部门带来什么样的压力?
郝吉明：如果按PM2.5，我们达标的城市不到20%。
监测PM2.5的时间表确定之后，如何彻底改变空气污染的现状?
记者：其实对于监测PM2.5来讲，就是相当于体检，体检之后呢，发现了问题了，但是怎么开出药方来治。
郝吉明：想把PM2.5这么大幅度的降低，这种途径不是一项两项措施能够解决的。
导语：
每年冬季，持续的雾天都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诸多的不变。2011年12月初，一场持续的雾霾天气呢，更是让人们引发了对空气质量污染问题的关注。其中，一种被人们称之为PM2.5的污染物呢，更是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那么，PM2.5的污染物究竟会对我们的生活乃至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和治理呢?今天面对面将专访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郝吉明。
人物介绍：
郝吉明：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
【解说1】
2011年入冬以来，全国各地多发的雾霾天气打乱了许多人固有的生活节奏。特别是在2011年12月初，包括北京在内，我国中东部地区发生持续雾霾天气，很多地区大范围能见度小于1000米，部分地区能见度甚至小于200米。雾霾笼罩之下，除了交通出行受到极大影响之外，空气污染的加剧也导致了呼吸道感染等一些疾病的高发。空气质量引起了公众空前的关注。
记者：去年的12月份的时候，整个这样的一个对于空气质量的一个争论，突然就被人们关注了。
郝吉明：这一次的关注应该更多的体现了公众对人体健康的角度，希望政府提高对空气质量的标准。公众的推动力对环境保护的推动力是巨大的，过去我们这个老讲公众参与，总认为公众参与是公众少开一个车，但是公众的监督意识，公众的要求这是一个政府工作的一种动力的源泉。
记者：但是对于北京来讲的话，其实出现雾天，每年也都出现过，为什么这次的争论为什么会这样样的激烈?
郝吉明：这一个特殊的时期，特殊时期就是说北京市的这个污染在奥运前经过了一段努力，我们奥运的时候应当说还得到了国际上的基本认可，有比较大的改善，但是从奥运的这几年空气质量，咱们不说它有多少后退，而是说没有新的改进，连续三年北京市大气当中颗粒物的平均浓度都是在122、121，三年都是这个数字。
【解说2】
郝吉明所说的颗粒物平均浓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空气污染指数，按照目前我国的空气质量标准，如果空气污染指数为51到100，空气质量级别为II级，空气质量状况属于良。如果空气污染指数为101到200，空气质量级别为III级，空气质量状况属于轻微污染和轻度污染。
记者：普通老百姓不太清楚这个数字的含义。
郝吉明：这个数字就是国家标准，中国的标准，年均是100，咱们北京年均值三年都是120左右。
记者：那超的并不多吗?
郝吉明：超了20%了，中国的标准和世界卫生的标准比，世界卫生组织考虑到国家发展阶段不同，有三个过渡阶段制，还有一个指导值，就是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设置的，它的第一过渡阶段，年日均值是70，所以咱们的标准是100，所以我们的标准跟世界卫生组织关于第一过渡阶段值都有相当大的距离，我们跟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导值来看，我们达第一阶段都没达到，所以公众有一个比较强烈的一个感觉我们质量差。
记者：但是在那样一个低标准的情况下去测量去公布数据，不是有点儿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吗?
郝吉明：那个标准呢，原来制定的时候和我们的发展阶段应该是相适应的，相适应的。我们这个空气质量达标的这个问题就是那个标准原来也是有50%多的城市不达标，慢慢才做到达标，有些人你说到掩耳盗铃的事情……
记者：对，这么低的标准还说挺高兴，大家天天都在看达标的情况下去生活?
郝吉明：不能说掩耳盗铃这个情况，就是说我们这个标准应该与时俱进，跟我们的发展阶段相适应，是这么一个阶段上。
【解说3】
郝吉明告诉记者，目前全国包括北京市的空气质量状况事实上并不容乐观。从2008年到2010年，他曾作为首席专家参与了中国环境宏观战略研究，这项研究的成果被公认为是当下环境保护的指南性文本。这项研究的报告指出，中国已经成了是全球大气颗粒物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然而按照我国现行的空气质量标准评价， 2010年全国有超过82%的城市空气质量都达国家二级，也就是良的级别。
记者：很多民众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觉得是他们实际感受的空气质量和官方所公布的这样一个数据之间是有差距的。
郝吉明：公众的这种感觉和这个国家的判断的标准是有差距，这个应该说公众感觉是对的，为什么我们这个标准需要修订，因为我们的标准是1996年当时(修订)的标准，1996年这个那时候主要是针对着煤烟型来制定的污染，现在大气污染应该说煤烟型和机动车复合型的污染，复合型的污染一个突出的差别在哪里呢，就拿大气污染颗粒物来说，更细了。粒子越小，它的环境影响越大，环境影响比如对能见度，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是PM2.5或者是粒径小于2.5微米的粒子影响最显著。
【解说4】
对于空气质量，官方的监测结果和公众的实际感受不一致的问题由来已久。郝吉明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我国现行的空气质量标准已经明显滞后。
我国现行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发布于1982年，经过了1996年和2000年的两次修订。其中规定的一项重要的空气质量评价指标为pm10，也就是直径小于10微米的可吸入颗粒物的浓度。对于直径小于2.5微米的细颗粒物，也就是PM2.5没有规定。而研究表明，PM2.5能够直接通过呼吸道进入并沉积在支气管及肺部，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更加显著。
记者：对人的身体健康的损害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郝吉明：在目前无论是在北美和亚洲做研究的结果，它每增加10个微克，对死亡率可能增加0.4%到0.5%，短期的结果来看，主要是看就是气管炎，这个呼吸道系统的疾病，如果浓度到了叫污染，中度污染和重度污染的时候，使门诊的这个量能增加20%到30%，这个数据并不是说明太说明问题，还有一些受到影响而不去看病的人也有，还不少。所以我总感觉，在空气质量不好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受到影响了，有的人影响敏感一点，或者是重视一点，去医院看了。大多数人采取我忍一忍就过了这种态度，所以这个天气污染这个严重的时候，对每个人的健康都有影响。
【解说5】
2011年12月4日，美国驻华使馆自测到的北京PM2.5数据被发布在网上，数据显示，当日晚上7点，美国驻华使馆自测到PM2.5浓度为522，甚至超出了美国国家环保局认定的“危险”级别。而北京市环保局监测的数据显示，当天北京市的空气污染指数为193，空气质量属于轻度污染。两种评价结果的极大差异，引发了众多的质疑之声。
记者：你觉得这个反差正常吗?
郝吉明：这个反差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
记者：怎么造成的?
郝吉明：就是北京市环保部门报的值是24小时的平均值，第二个北京市大概有27个检测点平均值，所以北京市报道值是一个平均的结果，是时间上和地域上的一个结果。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公布的数据是公布的小时值，一天到晚当中，像这个白天浓度是比较低，但是晚上由于多方面原因会比较高，所以它公布的时间它是一个最高的浓度值，第二个北京市区域上来说，城区是最高，所以像大使馆所在的地方值是比较高的。
记者：但是我们注意到舆论还有民众更倾向于相信美国大使馆所公布的这样一个数据。
郝吉明：其实我们的在朝阳那个地方，美国大使馆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检测点，我们那个点测的数据跟美国大使馆测的数据基本上是相当的，但是只是我们报，不报不对一个点一个点的报，而是对整个城市的平均值来报的，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点的污染，所以浓度最高的小时的那个点那个值没有报出来，所以美国大使馆的结果使我们公众对我们政府的公信力明显的下降，
记者：但是对于当时美方来讲，我只是拿我的仪器做了一个客观的记录，然后客观的公布而已。
郝吉明：客观的公布的话，你不应当把所谓说严重污染状态，为什么呢?美国的标准也是24小时标准，无论哪一个国家都是按24小时来平均，而不取出一个小时来评价你的严重和不严重。
【解说6】
虽然美国驻华使馆自测的数据并不能客观全面反映北京市的空气质量状况，但是这起事件也让PM2.5这个原本陌生的专业术语迅速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与此同时，一些民间人士开始使用便携仪器自测PM2.5，有评论认为这一举动折射出民众对于空气质量现状的担忧。
郝吉明：我的同事多说起来，他的小孩，是小学一年级都知道PM2.5了，我说他怎么知道的，他就说学校告诉他今天不上体育课了，因为PM2.5浓度高，会影响这个上体育课会影响身体，所以小孩子学校都知道这件事情。
记者：其实人们都很关注这个PM2.5这样一个数值，但是和平很多人都并不知道造成它的主要的因素是什么?
郝吉明：这是这个大多数燃煤电厂、工业锅炉、机动车，包括咱们生物质燃烧都是可以产生这个PM2.5，然后施工扬尘、道路扬尘也都含有PM2.5。所以总体上来讲，有50%左右的PM2.5是直接排放的颗粒物造成的。另外的50%左右的PM2.5是排放的气态污染物在大气中反应造成的，有些化合物当中这个对身体影响还是比较有致癌，致突变的这种毒害作用。所以这个二次污染形成的粒子更小，毒性更大。
记者：很多人会采取一些防护的措施，比如说带口罩，家里面用空气清新剂等等，有效吗?
郝吉明：这个带口罩我个人认为对这种微细的粒子没多大作用。
记者：你说PM2.5。
郝吉明：PM2.5没多大作用，然后这个室内净化器，多数在设计的时候，不是设计的净化PM2.5，所以也挡不住那些有毒有害气体。
记者：作为一个研究学者，您负责任的告诉我们，我们身边现在呼吸的空气质量的安全程度是多少?
郝吉明：应该这么讲，咱们假如说在北京，我们如果用世界卫生组织第一过渡阶段值来衡量，我们的PM10、PM2.5都不达标，大多数天数都不达标，我就这么一个判断。加上北京这一个地区，污染排放强度是很大，两条，一个是在12月份，是普遍供暖的时候，燃煤量比较高。第二个机动车，北京市总量现在是居高难下的地步，所以污染物的排放强度北京是比较高。所以我们通常估计，如果在三天之内，天气是稳定的，污染物的积累肯定要空气质量要超标。如果稳定五天，肯定是叫重度污染或者严重污染的水平。
【解说7】
也就是在PM2.5成为舆论焦点的时候，2011年12月5日，环保部就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向全社会二次公开征求意见工作结束。在征求意见稿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首次将PM2.5纳入了常规空气质量评价指标。在新标准中，PM2.5年平均浓度限值和24小时平均浓度限值分别定为0.035毫克/立方米和0.075毫克/立方米，这与世界卫生组织过渡期第一阶段目标值相同。
记者：那么这样一个进度会带来什么呢?
郝吉明：对空气质量的控制，大气环境保护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推动力在哪里呢?第一，现在政府报的结果，好比75%、76%，空气质量达标，这个是针对的我们低标准，比较低的标准达标了，实际上和世界上的横向比较，我们的标准还比较差，所以我们拿一个比较低的标准我们说来评价我们自己，往往使公众和政府对大气污染控制的重视度受到影响。因为你拿个低标准来衡量，当然你容易满足了。就像小孩学习，你如果你要跟差的学生比，我还不错，所以大家谁也不希望自己的小孩老跟个差的学生来比，你还喜欢跟比较好的或者好的学生来比，这是一块。第二呢，纳入了PM2.5，许多污染物就纳入了控制的对象。现在我们“十一五”国家的这个总量控制是大气和臭氧一个指标，经过这几年的这个努力，现在氮氧化物也纳入了国家总量控制的指标，其实还有一些污染物影响也比较大。比如说挥发性有机物，也是一个对空气质量、对人民健康有重要影响的，所以咱们并没有把它纳入控制的这个视野。
导视二
PM2.5首次纳入空气质量标准，面临怎样的阻力?
记者：为什么在对PM2.5这样一个数值的这样一个纳入过程中会有这么多的人的排斥和争议?
郝吉明：一个排斥的问题的原因可能主要是难度大。
新标准将会带来怎样新的挑战?
记者：那这样一个新标准会给地方的环保部门或者政府部门带来什么样的压力?
郝吉明：如果按PM2.5，我们达标的城市不到20%。
【在监测仪器旁动态采访】
记者：这是刚才及时监测的数据吗?
郝吉明：这个显示的值是PM2.5的浓度，浓度第一行是瞬时值。PM2.5，现在很高。
记者：225，226。
郝吉明：对，这个是很高的。
记者：这200多的概念和标准值是多大的差距?
郝吉明：我们的标准值。
记者：按PM2.5的算。
郝吉明：如果按新的标准，我们的标准值是75。
记者：75。
郝吉明：75，如果现在按照我们一小时211的话是3倍的标准。就是是三倍，超两倍。但是这个值一小时平均，然后我们的标准是24小时平均。因为一天当中浓度是有差别的，比如说上午、中午或者浓度比较低，到晚上的时候，浓度会比较高，所以现在日照各种活动可能受影响，现在是一个高值。
【解说8】
其实在PM2.5受到民众的广泛关注之前，科研部门已经开始了对于PM2.5的监测。在上世纪90年代末，清华大学的研究人员就开始对北京市的PM2.5进行监测。
郝吉明：那时候正好是1997年的时候，这个清华这个教代会讨论说，北京这个大气污染这么严重的时候，会不会说我们清华比北京市的空气质量好，因为当时我是系主任，学校的领导说，郝吉明你来回答这个问题。我说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就请了北京市的监测中心，他用一个移动的监测车开到清华的苗圃，苗圃那里比较好的，在那里待了两个星期，搞预测。测了以后跟城里的数据对比，对比结果是清华大学的这个教职工并不享有比城里的人更好的空气质量的这么一个结论。1999年清华开始测PM2.5，我们当时设了两个站，一个站设在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那个地方，一个站设在清华大学，测了一年，我们这里到他那里是10公里，这一年测量结果没有显著性差异，也就是说北京环境监测中心的地方比清华大学的空气质量原则上是一样的。
【解说9】
后来，清华大学的研究人员又在昌平、密云等地设立了空气质量监测站点，同时还通过便携式的测量仪器对北京的其他地方的PM2.5进行监测。
记者：已经做了十几年的这样一个跟踪的监测，您看到这十几年来发展的变化趋势是什么?
郝吉明：应该这么讲，北京市的PM10的这个值，是有所降低的，这些年，但是PM2.5的浓度没有显著降低。
记者：人们也在问像这些学界机构其实一直在监测PM2.5的数值，但是似乎在公众的视野里面，从来没有被公布过或者被告知过?
郝吉明：这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我们测的数据在学术刊物和学术论文里一直是公布的。所以在学术界的报告当中，我们是一直不回避我们的这种情况的，第二在政府的决策层上，我们是一直把北京市政府的PM2.5的污染状况、来源、特征是告诉政府决策部门的，因为跟政府讲，推动政府去叫加大力度，在公众中的有些时候，你讲了也解决不了的事，反而容易引起公众对这个问题的误解或者是错误引导的时候，把这个结果不要去这个起到误导的作用，所以我们在公众当中，很少宣传PM2.5怎么能够到什么程度。
【解说10】
进入本世纪初，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对PM2.5的试点监测工作。与此同时，环保部从2008年开始启动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修订工作，作为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郝吉明全程深度参与了这项工作，他告诉记者，当时对于要不要把PM2.5纳入新标准争议很大。
记者：为什么在对PM2.5这样一个数值的这样一个纳入过程中会有这么多的人的排斥和争议?
郝吉明：一个排斥的问题的原因可能主要是难度大。
记者：有什么难度?
郝吉明：因为控制多种污染物来进行控制，多种污染源来进行控制，这是一个难度。第二涉及的面广，不但涉及我也涉及你，这个我们的很多活动都跟这个有关系。所以，空气质量这个难度就加大了很多，这是一个。所以，有的时候呢，讨论是另外一种角度来讨论的。
记者：什么样的角度?
郝吉明：角度就是我不把PM2.5列入，但是我把PM10的标准加严。
记者：这有多大区别?
郝吉明： PM2.5的这个在PM10当中，一般占50%左右，这是发展中国家基本上这个值。第二个的话，世界卫生组织制定它的目标值或者指导值的时候，\如果PM10是70，PM2.5就是35，就是这么一个一半打折，打一半折过来的。所以有些人说，我把PM10按世界卫生组织的过渡值的目标值，我们PM2.5的值不列入，这是一种意见。把PM10的值也取得跟世界卫生组织第一过渡阶段的目标值确定，其实这个结果也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因为我们国家目前是100，如果100降到70的话，就是把标准降低了，这个很多人愿意接受这个过程，不愿意接受PM2.5的过程，这个标准。从我个人我是比较主张把PM2.5列进去，PM2.5和PM10有多种特征上的差别，所以控制PM10的一些措施跟降低PM2.5的措施是应该双管齐下，才能够有效地降低这个颗粒物的大气浓度。
【解说11】
面对种种争议，《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征求意见稿在2010年底完成，并随后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在两次公开征求意见结束后，日前，环保部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新标准将PM2.5纳入空气质量监测指标，同时也缩紧了PM10的浓度限值，这对于中国空气污染的治理具有里程碑意义，不过，对于各地政府部门来说，新标准带来的却是新挑战。
记者：那这样一个新标准会给地方的环保部门或者政府部门带来什么样的压力?
郝吉明：好比说中国现在如果按现行的标准，颗粒物、PM10达标的城市大概有80%多，如果按PM2.5，我们达标的城市不到20%，可能80%多城市不达标。所以这个有些人担心就是说，标准调整了以后，我原来很好的空气质量一下变得不达标了，他这个感情上一是难以接受。有个城市问我，我说你大概得十年达标，他说要十年达标，我十年达标就不错了。
记者：这么长的时间。
郝吉明：要这么长的时间。你比如说北京市，北京市的这个PM2.5(日平均)可能在65-70左右，这个将来的标准是35，那你要达到这个标准，我估计北京市十年都比较难，当然如果力度加大的话，会缩减这个过程，如果还仍然按北京目前的发展这种态势，我估计十年都是达到就不错，这是我个人的一种判断。因为北京市这个烧煤也是我一直比较关注的事，当时就是说咱们北京市燃煤有好多年了，希望北京市的燃煤总量控制在两千万吨，但实际上北京市一直没有控制到这个水平。最近看到了点希望，北京市周围有几个电厂，几个电厂根据国家能源局的计划，准备在十二五期间都用燃煤改成烧气，如果这样的话，北京市燃煤的总量有望降到1600到1700万吨，有望是什么是一个概念呢，也是说基于北京周边这个建筑面积增加太快，增加了就取暖，取暖在北京郊区的几个区，包括大兴这些还都是烧煤取暖的，所以建筑面积不断扩大，对燃煤供热的需求也在不断加大。所以北京市的这种发展的约束条件是什么，我都不知道这个市政府是拿什么作为我们最主要的约束，不膨胀，不摊大饼，或者把这个大饼有节制的控制，这个缺乏，实际上北京的环境就是一个制约了。我们环境的制约其中一条原来说是水，北京找到一个路子，说南水北调来解决水的问题了。大气的问题可是你不能把北方的空气，调到北京来解决，所以大气的环境质量是将来会制约北京发展，推动发展绿色转型的一个最重要的动力。
【解说12】
不久前，上海市环保局公布了从2006年到2010年对上海PM2.5试点监测的数据，按照新标准，24个站点监测的PM2.5年平均数据，在过去5年均不达标。形势严峻的PM2.5现状给政府部门的环保工作带来巨大的压力，一些人担心新标准实行之后会不会出现数据造假的现象?
记者：人们也会有这样一种担心，就是当新标准实行之后，这种严厉的这样一种措施和标准会不会产生一种可能性，在监测的数据上会注水?
郝吉明：这个担心是这个事出有因的，所以在过去我们包括公众也经常怀疑有些地方的这个环保的这个数据的可靠性，这跟过去评价的方法上有些关联。比如说这个数据上过去规定一天颗粒物，规范要求，至少有12个小时以上的数据，如果有个实事求是的态度，你的测18小时，就是18小时的成因，测了23小时，就23小时的成因。但是你如果说脑袋里思想转一个弯，我要把这个空气质量报出去的数据好一些，你测了23小时的数据，你不按23小时的平均，你选出其中12个小时的数据来平均，规范上说必须由12个小时之上，你也满足12小时了，但是给出的结果显然要比23小时都上去测要好得多，所以呢，如果说按城市这个达标率考核追求这个目标的时候，往往会导致这种数据的失真。
记者：但是对于很多这种专业的数据，很多民众又不懂得鉴别，怎么样来保证监督?
郝吉明：所以在新标准的怎么样加了这么一条，新标准讲了报道空气质量，不是说和北京市今天达标不达标，就希望北京市每个点，你报哪个点，哪个点是多少就是多少，没必要把全市平均起来，你懂这个意思了吗?第二是对数据的小时，必须要求的小时数要增加了，所以从新标准上制定的时候，一定考虑到大家这种担心，但这些要求会不会完全这个堵住这些做法还是要看后边的做法。
记者：您也在观望?
郝吉明：应该说是有这种风险，是这样的。不光是中国，别的国家也有这种风险。
导视三
监测PM2.5的时间表确定之后，如何彻底转变空气污染的现状?
记者：其实对于监测PM2.5来讲，就是相当于体检，体检之后呢，发现了问题了，但是怎么开出药方来治。
郝吉明：想把PM2.5这么大幅度的降低，这种途径不是一项两项措施能够解决的。
在近30年的大气环保研究道路上，他在追寻什么?
记者：你为什么那么执着呢?
郝吉明：某种程度上做环保不是顺风。
记者：逆流而上?
郝吉明：逆着传统的观念、传统的模式而上。
【在实验室动态采访】
记者：这是一个什么装置?
郝吉明：这是一个用来模拟大气当中的挥发性有机物如何转变成PM2.5当中的有机成份的。
记者：它怎么检测呢?
【解说13】
就是在清华大学这间不起眼的实验室里，郝吉明带领着他的科研团队进行着如何更有效治理PM2.5的课题研究。在郝吉明看来，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实行之后，对PM2.5进行监测不成问题，关键是如何进行有效的治理。
记者：所以很多人也形象地比喻，其实对于监测PM2.5来讲，就是相当于体检，体检之后呢，发现了问题了，但是怎么开出药方来治。
郝吉明：这件事情包括PM2.5的标准的列入或者实施，地方上有时候关心，有时候不太情愿把PM2.5列进去，主要的矛盾不是监测。
记者：那矛盾在哪儿?
郝吉明：担心的是有了这个标准，如何达到这个标准，难度所在是达到这个标准，难度所在不在于监测这个值，监测这个值包括买仪器，包括人员培训这还相对来说是一个小的方面，大的方面是如何实际达到。比如说北京市，北京市的值如果说现在PM2.565-70的话，年日均值的话，和35的标准来比，怎么能够把它降下来，我刚才说燃煤怎么让总量降下来。怎么把它的排放控制住，然后如何把机动车的排放控制下来，如何把北京的施工、道路扬尘控制下来，还有北京这一些工业过程，比如说汽车的喷涂、家具生产这些过程，因为北京市要想把PM2.5这么大幅度的降低，这种途径不是一项两项措施能够解决的。
记者：那既然这么复杂，我们的治理措施能够及时到位吗?
郝吉明：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北京市需要的时间比较长的一个原因，有些措施只是在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不可能太大的一步登天，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观念的问题，我们的城市的核心区，或者中心区，赋予了太多的城市功能，城市的大多数活动都集中在那个地方，政府机关在那里，商业活动在那里，这个医疗卫生，全都在往里头中心。所以我们这个城市中心这个地带，已经不堪重负。
【解说14】
面对PM2.5造成的空气恶化问题，郝吉明呼吁在城市发展进程中应该充分发挥环境标准的约束作用。另外，让郝吉明感到忧虑的是，目前全国大多数城市机动车保有量正在急剧增加，机动车排放污染已经成为治理PM2.5的巨大阻力。
郝吉明：咱们看看咱们北京12月4号、5号那时候的浓度，颗粒物的浓度比较高，300多。
记者：你当时看到那些数据怎么反应?
郝吉明：颗粒物的浓度好比4号到5号那一天是300多，我是感觉这个浓度比我想象的要高，因为那天我正好是在城里开会，我马上就是很习惯性的往窗外一看，这个机动车在路上缓慢的拥堵的状况，就突出了感觉到北京市的机动车污染到了非治不可的程度。
记者：您在研究中怎么建议解决机动车污染问题呢?
郝吉明：机动车解决这个污染问题，我是经常用三个字来讲，是车、油、路。
记者：怎么解释?
郝吉明：首先是从车本身应该是能够有比较高的环境标准要求，从它的发动机、从它的尾气净化系统然后能够逐步的提高，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第二个就是油品质量，油品质量要逐步提高。第三个就是路，道路系统。道路系统呢，这个应该包括的含义，就是说是不要都把所有的交通都搞到地面上由汽车来解决，使更多的交通转化成公共交通、轨道交通，甚至我最近一直说保护自行车的路权，现在自行车的路权已经被挤压到一个非常小的空间。所以就通过路的这个，减少对机动车的需求，这是一点。另外呢，机动车的行驶比较畅通，如果说咱们行驶的速度在80-90/公里的时候，行驶一公里排放污染物最少，你如果走走停停的时候，就是一公里排放污染物也就最多。所以呢，从一个含义上就是说道路上要畅通的道路，畅通的道路也很重要。
【解说15】
繁忙的工作之余，郝吉明喜欢走到办公室旁边的露天阳台上站一会，因为在这里，他能够更加真实地感触到北京的空气质量的状况。远处的烟囱和周边灰蒙蒙的天空，让这位环境专家感到无形的压力。而在他近30年的大气环境保护的研究中，这种压力无时不在。
记者：其实在一个学者的这样一个研究过程中，可能您也会经常遇到这样一个环保理念、环保目标、经济发展相冲突的这样一个现实，是吗?
郝吉明：我们经常思考这个环境代价、污染的代价到底多大，就是当时这个北京国I的汽车，国I排放标准的汽车是我领导制定的，当时制定标准的时候，有人包括咱们国家汽车司的领导，就是当面问我，他说郝老师，你这个标准是阻碍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
记者：这话说的很重?
郝吉明：说的很重，我说不对，我这是促进中国的汽车产业跨越式发展和国际接轨，我说机动车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安全、快捷、舒适、环境友好，我说环境友好这一条是个现代汽车的必备条件，这是我经常讲这一块。所以这个政府在推动这个环境保护进步方面的重要作用，就是用它的法律和标准这个武器来推动这很重要。
记者：有想过通融吗?
郝吉明：我这个人怎么讲呢?轻易地不退步，1997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叫《中国人翘首盼望蓝天》，这个百科知识要稿让我写的，所以他非让我改我这个题目。
记者：为什么要改这个题目?
郝吉明：他说这个题目看上去很阴晦，当时他是让我改这个题目，我说不发表，你也甭给我改题目。
记者：你为什么那么执着呢?
郝吉明：我是不想退步，某种程度上做环保不是顺风，你不是走这个，就像我们这个平常刮风的天，你是顺着风走还是逆着风走，我们走总是逆着风走。
记者：逆流而上?
郝吉明：逆着传统的观念、传统的模式而上，在对环保、对大气的这个重视程度，这些年是随着科技界的不断呼吁才往前这个推动的。
【解说16】
在2011年年底召开的全国环保工作会上，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公布了我国监测PM2.5的时间表：京、津、冀和珠三角、长三角，以及各省会城市的监测，将从2012年开始启动，在2016年1月1日前，全国所有地区都将开展PM2.5监测，届时全国各地都要按照该标准监测和评价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并向社会公布监测结果。
记者：但是很多人也在质疑，既然现在的空气质量污染这么严重了，为什么一定要拖到2016年的1月份再去监测呢?
郝吉明：这个呢，实际上他是考虑了全国的准备期需要的时间，\从全国的角度上给了五年的时间，实际上是4年的时间，假如说今年底的或者明年年初公布的话，实际上就是4年的时间。
记者：其实这是对政府，包括对企业都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对于每一个民众而言的话，您觉得针对这样一种问题的存在，应该去做些什么呢?
郝吉明：我自己体会这个公众的环保意识、公众的监督作用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公众的参与也很重要。
记者：怎么参与呢?
郝吉明：比如说你任何节能的措施都是为空气质量做贡献，比如说人走了要灭灯，这就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计算机你也不要老是待机状态，电视，所以我形成一个习惯，好比我们家插电视机的插销，如果不看了以后电视机关了，把插销板的电那里也关掉。
记者：但这是很微量的。
郝吉明：每人是微量的，中国这么多，每人是微量的，乘上一个很大的数，这就大了。
记者：多年前，其实你写了一篇文章叫《中国人翘首待蓝天》，如果说在今天这样一个人们争议PM2.5，这样一个空气质量的一个环境和舆论中，让你再写一篇文章的话，您会怎么起这个题目呢?
郝吉明：我想起这个题目的话，所以政府、企业、公众共同为蓝天努力，共同为蓝天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