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轮储能技术作为未来大规模储能的应用方式之一进入国人的视野还是最近两年的事。
在我国，化学电池较为常见，抽水储能也应用较多，唯独飞轮储能这个名词颇为陌生。
在媒体对飞轮储能的报道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房建成的一句话引用颇多：“目前，我国的飞轮储能技术还停留在实验室研究阶段，与国外技术水平差距在10年以上。”
然而，今年7月，英利集团高调宣布进军飞轮储能领域，称其技术国产化率达到了80%，并计划在“十二五”期间至少生产45万台。
那么，我国是否具有大批量生产飞轮储能的技术能力?国外的飞轮储能发展现状如何?飞轮储能是否能满足市场对储能技术的迫切需求?
带着这些疑问，《科学时报》记者来到我国少数几家研究飞轮储能的科研单位之一——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采访了该系副研究员戴兴建。
市场潜力巨大
所谓飞轮储能，是利用高速旋转的飞轮将能量以动能的形式储存起来。需要能量时，飞轮减速运行，将存储的能量释放出来。我们小时候玩过的回力玩具汽车就是飞轮储能的简单应用。
不过，现在对飞轮储能的要求是将其应用于更大规模的储能。据戴兴建介绍，飞轮储能的技术优势是技术成熟度高、高功率密度、长寿命、环境特性友好。目前，国外产品经过不断地更新和提高性能，寿命已经达到15年、10万次以上。而化学电池一般只有几千次充放电的寿命，往往几年就需要更换。
戴兴建算了笔账：电池的运行需要空调作保证，因此需要额外的电费;两三年更换电池，又是一笔费用;同样容量的储能，飞轮储能的占地面积只有电池的1/3。综合起来，两者在寿命期内的竞争成本差不多。
不过，飞轮储能的劣势也很明显：能量密度不够高、自放电率高，如停止充电，能量在几到几十个小时内就会自行耗尽。
Active Power公司的飞轮储能系统单位模块输出250千瓦，待机损耗为2.5千瓦，因此有些数据称其效率为99%。“但这是有条件的。”戴兴建说，“只有在迅速用掉的情况下才有这么高的效率。如果自放电的话，效率大大降低。”
例如，几万转高速飞轮系统损耗在100瓦左右，1千瓦时的系统只能维持10小时的自放电。因此，戴兴建指出，飞轮储能最适合高功率、短时间放电或频繁充放电的储能需求。他认为，没有一种万能的储能技术能够满足所有的储能需求，飞轮储能根据其特点具体定位三块细分市场。
第一，高品质不间断电源。
有统计数据显示，美国95%以上的停电都由分秒级的电能质量差导致。电压突变在电网中很常见，但在一些高精密度产品的生产车间，电压突变会造成精密仪器的损坏。目前，国际市场上已经在用的基于飞轮储能的UPS有3000~4000套系统，以平均10万美元/台计算，现有市场已经达到3亿~4亿美元。这还不包括巨大的潜在市场。
第二，港口、地铁等特殊场合的电制动能量再生。
熟悉F1的人对动能回收系统(KERS)应该不会陌生。这是国际汽联为了顺应低碳这一国际形势而采取的重大举措。KERS系统能将车身制动能量存储起来，并在赛车加速过程中作为辅助动力释放利用。现在已经面世的KERS系统就是采用飞轮回收。国际汽联主席莫斯利曾表示，锂电池适合于长期的能量储存，而飞轮则更适合吸收汽车大力制动下短时间内释放的巨大能量。
除了F1赛车，制动能量巨大的港口起重机、地铁列车等都可以配备类似的动能回收系统。据悉，国内的很多港口起重机的动能回收方式已经从早期的电池转变为飞轮。Vycon公司更是将飞轮储能系统纳入港口起重机的制造，成为其中一个部件。这块市场也将会很大。
第三，用于可再生能源并网的分秒级储能电源。
风力发电的波动很大，为了稳定输出往往会为风机配备柴油机组，但柴油机并不适合频繁启动，而这恰恰是飞轮的强项。“国外现在采用的一种解决方案是同时配备飞轮储能系统用于分秒级的储能，减少柴油机启动次数。”戴兴建表示，跟UPS只有几百千瓦到几兆瓦的容量相比，风力发电的容量大、规模大，因此市场也更大。他建议百兆瓦级别的风电场配备供电容量20%~50%的飞轮储能。
不过，由于放电时间有限，戴兴建认为飞轮储能不一定是调节太阳能发电波动的最佳选择。
理论研究多 工程实践少
据了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飞轮储能的研究开发持续了50多年，目前能够提供产品的公司有10多家，主要在UPS、电制动能量再生、风力发电储能、高功率脉冲电源等方面获得了商业应用。其中，用于UPS电源是发展最迅速的市场。
最近，Beacon Power公司承接了美国能源部的一个项目，为一座20MW的电厂储能调频，能做到15分钟的储能规模。而一般应用于UPS的飞轮储能时间都不超过100秒。
“因此可以说这是美国目前最先进的飞轮储能系统。”戴兴建说，“这也说明美国的很多项目还处在示范阶段。”
另外，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做出来了小型几千瓦的飞轮储能系统，欧洲在上世纪90年代也尝试过用飞轮储能回收刹车动能再生，但都没有特别明显的市场收益，未能真正实现商业化。
我国的飞轮储能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由中科院电工所开始。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清华大学、华北电力大学等开始投入。另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正在研究磁悬浮飞轮。
戴兴建指出，国内能实现充放电的科研单位不多，总体来说，理论研究较多，工程实践和实验比较少;理论分析计算较为充分，实验研究不充分;装置开发滞后。和国外差距10年以上。尤其在飞轮的转速、电机功率、系统效率等方面差距很大。
据介绍，清华大学经过15年的研究，研制了3代飞轮储能实验原理样机：300Wh永磁—流体动压悬浮飞轮储能系统、500Wh飞轮储能UPS、300Wh电磁悬浮飞轮储能系统。在高储能密度复合材料飞轮、微损耗轴承、系统实验技术方面具有优势。
此外，近5年来也有一些国内技术公司在研发工程样机。但直到英利提出雄心勃勃的计划为止，国内企业并未获得明显突破。
戴兴建表示，飞轮储能的空载损耗大(自放电率高)是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决定因素。据公开数据显示，现在产业化的主流技术的放电时间基本在10~100秒，最长达到900秒。
而延长飞轮储能的时间只有两种方法：减小损耗和补充能量，后者显然不合适，因此减小损耗被视为提高飞轮储能性能的唯一方法，也成为世界性难题。
戴兴建指出，目前飞轮储能的研究主要着力于研发提高能量密度的复合材料技术和超导磁悬浮技术。其中超导磁悬浮是降低损耗的主要方法，而复合材料能够提高储能密度，降低系统体积和重量。另外，我国还没有100千瓦、1万转以上的飞轮储能电机，研发高功率高速电机也是一大方向。
技术突破还需产业力量
其实，美国企业对飞轮储能的研究也并不顺利。据戴兴建介绍，美国的飞轮储能产品在2000年前后推出，其后并没有迅速占领市场，一直到2005年才真正实现赢利。一些公司经历过多次股权转让，还有多个应用研发项目因为技术无法突破而终止。
实际上，美国政府曾经支持过两个飞轮储能的大项目，一个是上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之后由美国能源部提出的“超级飞轮计划”，但经过10多年的研究并没有解决关键难题;另一个是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航天飞轮计划”，在2004年由于美国空间站预算的缩减停滞下来。
“这两个计划虽然失败了，但是为美国的大学和科研院所积累了技术经验，支持了美国很多小公司20多年的研发。”戴兴建说，“手机从砖头式的大哥大发展到人手一支的普及型手机只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但飞轮储能显然不行。”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商业界为支持飞轮储能的研发投入了巨额资金，如Active Power曾连续几年从其母公司获得高达1000万美元/年的研发经费。
而在我国，由于受支撑政策的限制，飞轮储能一直没有获得大展拳脚的机会。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飞轮储能只获得过两个“863”探索项目和一个“八五”攻关项目的支持，除国防领域外，公开的总共投入经费不足500万元。
据戴兴建介绍，清华大学的研究经费主要来自清华大学自主基金和自筹经费。由于缺乏经费，研究一直较难维持。
“这次本来都搞不下去了，又有公司找来合作，但是只能根据用户需求进行研究。”戴兴建说，目前，清华大学正与多家单位合作开展工程样机研制工作，应用目标瞄准UPS电源、风力发电储能、独立动力系统功率调峰等。
在15年的研究进程中，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也培养了一批飞轮储能相关方向的研究生，不过由于市场较小，只有一名毕业生继续从事飞轮储能的研发工作。
一位知情人士表示，有国家支持才能快速发展，但我国近年来对化学电池储能投入较多，而对超级电容器、飞轮、压缩气体储能等技术的研究支持很少，即使在当前的迫切需求之下，物理储能仍然很难进入国家重大规划层面。
戴兴建解释道，飞轮储能其中的单项技术国内基本都有了(但和国外差距在10年以上)，难点在于根据不同的用途开发不同功能的新产品，因此飞轮储能电源是一种高技术产品但原始创新性并不足，这使得它较难获得国家的科研经费支持。
“美国除了两个大项目后面全靠产业界推动，最终实现突破。我国要想有所突破也只能依靠产业界的力量。”戴兴建希望5~8年内，我国能形成一定规模的工业应用。
一个利好消息是，随着英利大手笔的投入，国内产业界呈现出趋暖的态势，不过戴兴建提醒道：“如果不突破微损耗这个难关，使用飞轮储能的代价将会很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