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企业进电厂脱硫行业 迅速堕恶性竞争深渊

时值2010年岁末，地处成都的四川嘉陵电厂有限公司(下称嘉陵电厂)仍未通过环保部门的大考。

三个多月前，环保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通报了2009年脱硫设施非正常运行的八家企业，嘉陵电厂名列其中。这家燃煤电厂两台发电机组的脱硫设施“运行不稳定，故障率较高”，导致二氧化硫浓度超标排放严重。

2010年3月，嘉陵电厂暂时停产。此后，该电厂多次点火申请均被成都市环保局拒绝。据当地媒体报道，原因在于整改措施不全面，发电机组较老，点火启动时，锅炉配套除尘及脱硫设施不能同步安全、稳定运行。

像嘉陵电厂这样由于各种原因导致脱硫设施非正常运行的燃煤电厂，不在少数。环保部和国家发改委2010年9月通报的八家企业中，有七家均为燃煤电厂。而全国范围内的问题电厂远不止这几家。

对于电厂脱硫设施的现状，在这个行业浸淫十年、自称“最早那一批人”的张先生深有体会。他已经不敢接什么项目，一方面是如今报价太低，除非偷工减料，否则利润微薄；另一方面是具有国企背景的后来者太多，在关系上竞争不过。不过，这两年他依靠扮演“拯救者”的角色也拿了几个项目：这些项目都是以前别人做过，但质量不行，需要重做。

张先生说，表面上看，这些项目的失败是因为当初的设计与电厂的煤种不适合，其实都是前几年恶性竞争造成的。据他估计，在全国已经建成的脱硫项目中，类似的问题项目占到两三成。

四川大学教授、国家烟气脱硫工程技术中心主任尹华强表示，说电厂脱硫设施当中有两三成非正常运行并不为过，现在有不少脱硫设施“都是摆设，上面来检查才运行”。

前不久，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下称中电联)对全国电厂脱硫项目进行过一次评估。虽然评估结果并未公布，但接近中电联的人士告诉本刊记者，在全国脱硫项目中，运行不正常的确实占到两三成。如果加上运行基本正常而尚有改进余地的，整体上需要维修或改进的比例达四成之多。

到2009年底，中国已经建成的燃煤脱硫机组装机总量达到4.65亿千瓦，这意味着接近1亿千瓦的燃煤机组脱硫设施或多或少存在问题，数以百亿计的投资打了水漂。

尹华强非常担心，从工程质量到工程寿命，电厂脱硫问题的“后遗症”会逐渐体现，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不得不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环保盛宴

中国加速实现工业化这些年，正是二氧化硫污染危害日益加重的时期。二氧化硫不仅引发酸雨，还会导致呼吸系统疾病等。嘉陵电厂等燃煤电厂附近的居民社区，更是深受其害。

嘉陵电厂地处成都市东二环与东三环之间。这一带原本是成都市郊区，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其所在的万年场、跳蹬河等片区已有数十万居民。该电厂共有三台燃煤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35.9万千瓦，其中两台(11号和12号)14.2万千瓦机组于1999年建成投运。

2000年，中国修改《大气污染防治法》，明确二氧化硫等污染物超标排放是违法行为。

2004年，原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发布的新版《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开始实施，要求1997年1月1日以后改、扩、建的电厂必须上脱硫装置，削减烟气中的二氧化硫。

也是在这段时间，张先生看到了脱硫行业的商机。2001年，他从发电企业下海，与合作者着手研发脱硫技术。两三年后，他们的技术基本上成熟，中国电厂的脱硫浪潮也到来了。张所在的公司在脱硫项目容量排名上大体上可以进入前十名，每年项目总量约几百万千瓦，每年营业额有十几亿元。

2006年，嘉陵电厂开始安装脱硫设施，花去1亿多元，但其过程并不顺利。由位于重庆的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下称远达环保)所提供的设备，出现过诸多问题。根据嘉陵电厂的一份汇报材料，部分主要设备出现缺陷，被迫返厂或现场抢修。

2007年12月，嘉陵电厂的脱硫设施终于建成投运，据称二氧化硫减排效果将“十分显著”。

但实际上，嘉陵电厂的脱硫设施经常处于非正常状态。2009年，嘉陵电厂11号和12号机组全年发电量6.84亿千瓦时，脱硫设施投运率仅为46%，综合脱硫效率仅为39%。而根据原国家环保总局与国家发改委要求，“十一五”末脱硫设施投运率应达到90%，燃煤机组脱硫效率一般也应在90%以上才能保证二氧化硫排放达标。

无奈之下，身为成都市人大代表的李之权，与附近居民一起继续维权。2010年5月，他和另外三位市人大代表，以及两位环保专家，还组成一个特别小组进厂“督察”。而四位穿比基尼、戴防毒面具的美女大学生，曾经在嘉陵电厂门外挥舞扫帚，表达她们渴望接触干净空气、将这个成都市区最大污染源扫地出门的愿望。

李之权援引网民的话说，嘉陵电厂的脱硫工程类似于建筑行业中的“豆腐渣”工程，很令人失望。但嘉陵电厂总工程师谭韧对本刊记者表示，远达环保提供的脱硫设备本身是合格的，设备在当初安装调试时出现一些状况属于正常。远达环保总经理助理蒋建华则对本刊记者强调，主要是嘉陵电厂本身存在问题。

根据环保部与国家发改委的要求，嘉陵电厂等八家被通报处理的企业必须在2010年底前完成脱硫设施的整改任务。谭韧的回应是，嘉陵电厂的整改在这份通报发布之前就已完成。

无论如何，嘉陵电厂脱硫设施非正常运行，且至今未获环保部门放行，是不争的事实。前述通报指出，嘉陵电厂那两台机组运行时，脱硫设施故障率较高，经常开启旁路烟道排放污染物，在线监测系统的故障率也高，导致测量数据失真。

从2006年到2009年，中国二氧化硫排放量比2005年累计下降13.14%，提前一年完成“十一五”期间削减10%的目标。这首先归功于大部分燃煤电厂安装了脱硫设备，到2009年底中国脱硫机组装机容量占全部火电机组的比重由2005年初的12%提高到71%。

如此大规模的脱硫设施安装运动，也是商业机会的代名词。中国随之出现一大批以脱硫为主业的公司。其中既包括依托国有发电企业的国电龙源环保、远达环保，也有背靠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山大华特(000915.SZ)、浙大网新(600797.SH)，以及地方国企菲达环保(600526.SH)、民营企业龙净环保(600388.SH)等。虽然发电机组脱硫价格从最初的每千瓦1000元滑落至如今的100元，若干亿千瓦的项目容量仍然意味着上千亿元的环保盛宴。

恶性竞争

由于市场门槛较低、彼此容易模仿，加上缺乏运行规范和有效监管，脱硫这个朝阳行业迅速滑入恶性竞争的深渊。据张先生介绍，脱硫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已经从2003年的10%以上，下降到5%以下，甚至还有不挣钱做项目的公司。

“‘十一五’之前，投资好几百亿，大概一多半给外国人赚去了。”张说。当时，中国还缺乏具备足够实力的脱硫公司，央企出身的燃煤电厂一般要求全部采用外国设备，北京某电厂一台20万千瓦的机组采用德国技术，结果花掉2亿多元。“规规矩矩按照外国人(标准)做的，特别浪费；不规矩的，就做不好。”

国内的脱硫工程公司多数从德国、日本、美国、奥地利、意大利五国的12家公司引进。在技术引进中，除了支付一定额度的入门费，一般每台20万千瓦以上的机组脱硫工程还需支付2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技术使用费。外方专家的指导费则是每天上万元人民币。

2005年3月，时任国电龙源环保总经理的徐凤刚撰文指出，国内脱硫工程公司忙于应付承接脱硫工程的实施，现有技术力量无法投入研发，各家公司采用的工艺技术都来自国外，甚至是国外同一家公司，只能以价格竞争为主要手段，“赔本赚吆喝”。

他在文章中还透露，当时真正投入运行的脱硫装置不足合同总额的8%，能够正常运行两年的更是屈指可数。在投运的装置中，有的从投运第一天起就没有间断过改进和维修，更有公司饱尝一年施工、两年维修的惨痛教训。

张先生说，2003年国内脱硫公司只有几家，后来冒出了上百家。国内公司慢慢学会国外技术以后，每千瓦造价逐步下降，到2007年降到了150元以内。但大量缺乏核心技术的国内脱硫公司的价格战愈演愈烈，每千瓦的价格从2003年的1000元迅速滑落到2006年的200元，再到如今的100元。这种价格水平不仅让国外公司望而却步，国内公司也叫苦不迭。

尹华强说，国外燃煤电厂脱硫价格稳定在每千瓦100美元左右，即使国产化可以使成本下降一半，每千瓦100元人民币的价格也实在反差太大。

2007年6月，凯迪电力(000939.SZ)在转让旗下武汉凯迪电力环保有限公司70%股权的公告中称，“为避免上市公司受到恶性市场竞争的伤害，本公司拟在脱硫产业寒冬到来之前主动抽身而退。”

浙大网新也在2008年8月将旗下的脱硫业务公司网新机电作价5.2亿元，转让给旗下另一家上市公司众和机电(000925.SZ)，置换后者32%股权。浙大网新一位负责人对本刊记者表示，此举是集团公司回到纯IT行业，不能说不看好脱硫行业。但众和机电证券事务代表葛姜新承认，近两年公司脱硫业务发展趋缓，国内市场已饱和，只能拓展海外市场。

张先生透露，有些公司因为价格竞争，请不起外国人，就不和外国企业合作，所以一批项目做得很差，尤其在2006年至2007年间。

为鼓励火电企业上马脱硫设施，国家发改委和原国家环保总局于2007年5月推出脱硫电价政策，脱硫设备正常运行期间的发电量可以享受每度电1.5分钱的补贴。

考虑到市场的混乱，国家发改委和原国家环保总局于2007年8月推出特许经营模式，火电厂可以将国家出台的脱硫电价、与脱硫相关的优惠政策等形成的收益权，以合同形式特许给专业化脱硫公司，由后者承担脱硫设施的投资、建设、运行、维护及日常管理，并完成合同规定的脱硫任务。

张先生说，特许经营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这个行业。他的企业是首批七家试点企业之一，既有工程任务，又有运营任务，业务比较平稳。借助于特许经营模式，这家企业在内蒙古电厂脱硫设备运行率达到99.7%，除去原料、动力、人工消耗和财务成本，利润还有百分之十几。

不过，BOT模式也存在待解决的问题。脱硫设备的地上建筑所有权属于脱硫企业，而设备所处的土地属于电厂，在缺乏完整产权的情况下，脱硫企业难以从银行获得贷款。

此外，脱硫设备的运营收入来自于脱硫电价补贴的1.5分钱，这笔钱由电网支付给电厂，再由电厂支付给脱硫企业，光是税收就交了两道。

远达环保也有几个特许经营项目，通过管理上的改进降低成本。但蒋建华说，即便如此，也是在条件好的电厂有利润，条件不好的仍然亏损，“加在一起还是微利，很难做”。

张先生说，项目无序竞争和低价中标的现象仍不鲜见，甚至有人报出了每千瓦六七十元的超低价格。“低价中标的有两类公司，一类是财大气粗的上市公司，一类是电力集团下面的国企，都不差钱。”

尹华强还表示，国内脱硫工程的技术同质化非常严重，大多采用石灰石-石膏湿法烟气脱硫技术。“中国东西南北这么大的地域，自然条件、市场和经济状况不一样，怎么能不加区别地采用一种模式和技术来解决问题呢？”

尹华强指出，这一技术尚无法解决二次污染的问题。电厂脱硫每年产生的数千万吨石膏已经成为电厂主要的固体废弃物，“(脱硫)石膏的出路不解决，石膏围城是完全可能的。”

旧账新账

在尹华强看来，中国燃煤电厂的大部分脱硫设施确实发挥了作用，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都将为电厂脱硫后遗症埋单。有些项目达不到设计的寿命；有些项目刚建成的时候有些效果，但后来改造的成本会更高。

中国环保产业协会脱硫脱硝委员会秘书长杨明珍对本刊记者表示，应该说目前脱硫设施运行已经在走上正轨，基本上达标了，之所以有些不合格，部分是因为设备的设计不适合煤种，部分是因为低价中标无法保证质量。

中电联副秘书长兼行业发展与资源环境部主任王志轩则指出，落实二氧化硫减排任务的关键，是能否运行好脱硫设备。此外，不应全国电厂“一刀切”，要对不同的环境功能区、不同时间段建设的机组、不同的排放方式，采用不同的环保要求。

张先生也说，从好的方面来看，中国的脱硫设施在总量上还是减排了很多二氧化硫，对超排二氧化硫的处罚力度越来越大，特许经营也引起了燃煤电厂和脱硫企业的兴趣。但问题是“中国上得太快，太急了”。

旧账未还，新“债”又到。“十二五”期间，中国不仅要继续推进电厂脱硫，还要将电厂强制脱硝摆上日程，由此也会形成一个上千亿元的脱硝市场。氮氧化物已成为主要大气污染源之一，而“十一五”期间中国尚未强行控制氮氧化物排放，国内火电厂只有不足10%的机组安装了脱硝装置。

“我们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教训。脱硫脱硝是好事情，但好事情要有好的思路、好的政策，在技术和管理各方面都要有创新。也要让专家和公众更多参与，不要变成少数人的决策。”尹华强说。

由于地处成都市区，嘉陵电厂受到了政府和公众的极大关注。但还有更多的问题电厂，处在人们视野之外。无论是否搬离现址，嘉陵电厂的脱硫设施今后能否正常运行，都是一个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