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亚雄：和谐发展开发水利

　　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副总经理毕亚雄：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话题，尤其考虑到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等现实因素，充分开发利用水资源，改善能源结构是大势所趋。因此，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水资源的积极因素，实现其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能源、抗灾减害的功效，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和要求，是我们当前必须解决的问题。简单来说就是要处理好兴利减害与和谐发展的关系。

　　我们要充分认识水资源在生态环境和能源战略中的重要地位。《联合国世界水资源开发报告》指出：水资源的可适用性和承受力正越来越成为政治和经济关注的焦点。我国水资源总量为２．８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６位，但人均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１／４。全国６００多个城市中有２／３供水不足，其中１／６的城市严重缺水。随着人口的增加，人均可利用资源必然更为紧缺。保证水资源的充足和安全，不仅是人们生活与生存的需要，更是全方位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战略需要。保证生态环境用水和饮用水，以及产业、行业用水的压力与日俱增。

　　水资源与农业、工业、环境及能源有着高度的正相关性。水资源保护的目的和开发利用不仅包括对水能利用所产生的电能产品，其防洪、饮水、灌溉、航运、养殖、生态、旅游、替代能源减排等间接和隐性“产品”效益远远大于电力产品效益。特别是针对我国水资源总量大、人均少，而且分布不均、开发利用不足的现实，水资源利用更应该注重优化和高效。

　　充分利用水资源，可以节约能源，改善能源结构。我国大陆水电的理论蕴藏容量为６．９４４亿千瓦，其中，技术可开发容量为５．４１６亿千瓦，年发电量为２．４７４万亿千瓦时，经济可开发容量为４．０２亿千瓦，年发电量为１．７５３万亿千瓦时，均列世界之冠。但截至２００７年底，我国水电装机为１．４５亿千瓦，仅占总容量的２０．３％，占全国水电经济可开发和技术可开发总量的３６％和２６％，远低于工业发达国家开发水平。

　　兴修水利与综合开发利用，不仅关乎当地，对区域和流域影响也极其深远。我国的地理和人文特征决定了其社会经济发展文明与水文化息息相关。从大禹治水到李冰父子与都江堰，从新安江到葛洲坝和三峡等，都是人类不断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实践。拦河筑坝、堵疏结合，兴修水利是为了治水、利水，抵御自然灾害，而现代水利工程就更是综合开发利用水资源为人类造福。

　　这种造福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水利水电枢纽的有序建设对流域生态环境的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能够体现生态效益，增加湿地面积，形成“库区效应”，改善局部小气候；此外还可以通过自由调节下泄流量，保证下游水量平衡，减轻自然灾害造成的危害，减少环境污染。其次大型水利水电枢纽工程可以促进当地基础设施和公共环境条件的改善，实现社会效益，例如在水电站施工期间和运行期间提供直接岗位就业的同时，也带动了电站工程所在地的商业、流通业、服务业的发展，间接增加许多就业岗位和机会，还可以使周边交通、通讯、供电、供水等基础设施，以及当地居民卫生、绿化、文化、教育等公共环境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再次，大型水利水电枢纽的科学协调运行，可以发挥巨大的经济效益，利用水能提供电力电量，每年可节约大量矿产资源，可以带动和促进大型机电设备制造和装备产业链的整体快速发展，为沿江河地区的农业发展提供重要保证，还可拉动区域经济，带动旅游产业，促进结构调整。

　　我们开发利用水资源，还需要遵循可持续发展的方针。新中国成立以来，水资源开发利用和水利水电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也有不少教训。但总的来说，保护和改善的作用是主要的。水电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可以通过控制而大规模减少，甚至消除。关键看开发利用水资源是否按照科学、全面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充分论证，科学规划，统筹兼顾，和谐有序建设。

　　水利水电开发，尤其是大型水利水电建设和运用是一项跨区域、全流域性的系统工程，必须贯彻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思想，坚持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兼顾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环境和谐。

　　水利水电在开发、建设和运用的过程中应当贯彻科学环保的理念。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体现了防洪、航运、发电、供水等综合功能效益，不仅要求规划设计的科学性，而且需要建设和运行的准确性。事实证明，除了规划、设计和建设的因素外，一些水利水电工程往往因为长期运行中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或统筹协调不当，致使其功能发挥失常，甚至走向功能目标的反面。

　　水利水电开发的相关体制建设需要不断完善健全。多年来，我国从国家战略利益出发，大力实施退耕还林、植树造林，退田还湖、筑坝蓄水等政策，综合治理、开发利用，调蓄洪水、防害减灾，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是，随之而来的“退耕还林”、“筑坝蓄水”与土地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以及移民搬迁与安置的长期稳定等问题已初步显现。需要我们不断完善相关体制建设，正确处理矛盾，解决问题，保持生态环境，促进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