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储能产业已占据全球市场和产业的控制地位，成为影响全球储能发展的重要力量。面对从技术到产业已经大大落后于中国的美欧地区国家，陆续出台系列限制与保护措施，从产业链、供应链排除，到产品市场贸易壁垒等多个方面，为我国企业设置进入障碍，形成“脱钩断链”的大趋势，已对我国企业“国内生产+海外销售”的经营模式形成很大挑战，并将进而影响到我国储能新能源产业的进一步发展。避开美欧的政策限制，“以技术换市场”走出去实施海外布局，是我国储能新能源企业成为全球性企业、获得进一步发展必须要走的路。
一、海外电力体系的“短板”，是我国储能发挥的“长板”
虽然我国的“30.60”计划被称为世界上转型时间最短、转型强度最大的“碳中和”过程，但依赖于在全球堪称最大的发电量、最完善的电力体系，短期内不太可能会直接面对能源危机的影响。而海外的情况却不一样：海外电网相对国内电网更加不完备和不稳定，用电成本也比我国高出较多，导致现阶段海外国家和地区对储能的需求十分旺盛。
美国的国家电网由东部、西部、德州三个扇形电网组成，由于各地之间的独立性，通过储能解决电力保障比跨距离调度的方案更贴近现实。且美国的部分电力设备比较老化，对储能设备的需求十分旺盛。这两年间，美国也推出不少政策对储能进行补贴。
欧洲能源系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水电、天然气和煤炭，不过自2021年俄罗斯首次限制向欧洲供应天然气以来，整体电价一直持续上涨。供需动态的不确定性，将使欧洲电价（工业电价和住宅电价）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2022年初爆发的俄乌战争，直接断掉了输欧的天然气管道，引发全欧洲的能源恐慌，被迫以更高的价格向美国等国家购买液化天然气。进入2023年，尽管欧洲国家因大量囤积了液化天然气解除了能源的恐慌，但长期看缺失了俄罗斯输欧的天然气来源，更高价格的液化天然气发电，必然形成欧洲高电价的区域特征，储能需求长期向好的局势不会根本改变。
其他包括英国、澳洲、日韩等，由于发电企业很多都是私人投资，也不具备成网条件；东南亚、南亚、中东等地区，电力基础设施基础都比较薄弱，越南今年夏季的高温致使当地出现了停电、限电的情况，从而影响到了工厂生产进度；菲律宾、印尼等由于是岛屿国家，众多岛屿难以并入电力主网，使其在用电率持续增长的情况下依然难以降低电费；在泰国，除了曼谷周边的地区，地区之间难以形成互补的电网；太阳能资源全球最丰富的非洲地区，仅南部非洲依靠南非电网，由于建设时间长线路老化非常严重，非洲最大发电国南非2022年停电时间长达200天以上；其余绝大部分非洲国家，则大面积属于无电地区，城市长期处于缺电状态。
应对世界大多数国家电力供应紧张、解决电力转型过程中的难点、痛点和支撑等问题，储能这条腿，不可或缺，需求巨大。
二、欧美等地电力储能市场较为成熟，利润回报更加丰厚
一般来说，当内部收益率IRR大于6%时，项目具备经济性。在当前的政策和市场环境下，我国光伏配储主流盈利模式的收益率仍不及只有光伏发电。据有关测算，光伏发电内部收益率IRR一般为8.48%，配储解决弃光后反而下降至5.30%，计算参与市场化调峰辅助服务补贴后回升至6.33%。另外，即使在有充电补贴的地区，内部收益率也只有6.64%左右，仍低于仅光伏发电。
美国以表前储能为主，《通胀削减法案》明确，储能不必与太阳能发电相配合，即可以独立主体身份获得30%的投资税收抵免，持续10年。除了在安装储能时会有相关政策补贴安装费用之外，储能项目也可根据不同模式参与电力市场获利，如市场竞价、签订长期协议参与辅助服务、峰谷套利等，这也给储能项目投资者增加不少吸引力。如根据专业机构Lazard测算，基于2022年的回报和政策补贴情况，加州100MW/400MWh的独立储能项目可获得的年收入约3856万美元；考虑30%的ITC税收抵免后，项目IRR可达34%。
欧洲以户用储能为主，受激进的能源转型政策，家庭安装储能的用电成本反倒更加便宜。据有关测算，以德国为例，光伏和储能系统的度电成本在2021年略有上升达到了14.7欧分/KWh，但仍然不到当时32欧分/KWh时电价的一半。不考虑补贴，欧洲户储收益率可达15%以上。到2026年，欧洲户储市场规模将会达到44.4GWh，实现近5倍的增长。
正因为国内外市场情况形成的储能经济性的差异，过去企业我国储能企业“产在国内-销在国外”，并以海外市场产品销售的利润弥补国内大储销售的盈利不足，已成为我国储能产品的主要发展趋势，海外市场已成为国产品牌提升营收毛利和品牌价值必争之地。根据高工储能（GGII）调研，同款280Ah电力储能电池国外和国内市场的毛利水平可相差10%至20%。这样的毛利之差，也可让储能在海外市场的利润来反哺国内生产制造。但这一模式目前已在改变，我国储能电池等产品直接的海外销售，已遇到多个方面的挑战。
三、美欧储能新政以及排斥法案，已对我国企业“国内生产+海外销售”的经营模式形成很大挑战，需从原“产品输出”转向“技术输出”为导引的新模式走出去谋取新的发展
（一）美欧储能新政围堵中国，“脱钩断链”意图明显
美国采取“两手”策略，一方面通过“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脱钩断链，实施“本土制造”比例限制，并通过气候立法《通胀消减法案》（IRA），针对电池、电池组件和电池的关键矿物成分的原产地新规将从2024年开始分阶段生效，还实行大额度奖励刺激以使跨国公司脱离中国的电池供应网络。另一方面，直接上“狠招”将中国企业排除在外，IRA法案规定，自2024年起，电池部件不得由“外国关注实体”（包括中国、俄国、伊朗、朝鲜）企业制造或组装；2025年起，电池关键矿物质不得由中国等国提取、加工或回收。2023年12月1日，美国财政部发布公告宣布，从2024年开始，美国生产的电动汽车中如果包含中国等国家制造或组装的电池组件，将不再有资格享受美国IRA法案提供的高达7500美元的税收抵免。2025年后，合规的车辆也不能含有由此类实体提取、加工或回收的关键矿物镍和锂等。同时，在其自身锂电池产业发展上着力保障其供应链的安全。2022年2月24日美国能源部发布的《美国保障供应链以实现强劲清洁能源转型的战略》，是美国首个保护清洁能源供应链的全面战略，旨在建立安全、弹性和多样化的清洁能源产业基础，确保清洁能源制造和创新的全球领先地位，摆脱对中国的过度依赖，保障国家安全和产业竞争力。报告建议在以下领域重点发力：发展二次利用产业，将报废电池重新用于电力储能；发展可持续的上游、中游和回收设施和产业；开发各种经济高效、可持续的电力储能技术。
欧盟《净零工业法案》和《关键原材料法案》规定，在电池产品任何加工阶段来自单一第三方国家的战略原材料年消费量不应超过欧盟的65%；其相关电池标准认证及进口备案审查，以及《新电池法》对进入欧盟市场电池，进行包括碳足迹管理、数字电池护照、废旧电池回收、再生材料使用、生产者责任延伸制、电子信息交换系统等多个方面管理，也对中国电池和储能企业带来短期很大的冲击。近期欧洲议会新一轮投票通过的《净零工业法案》(以下简称NZIA)修正案，扩大了立法草案的范围，公布了净零工业法案技术清单，涵盖整个供应链，包括用于生产净零技术的零部件、材料和机械，加重欧盟本地含量，具体如何实施还有待明确，然而欧盟贸易协会SolarPower Europe的政策主管Dries Acke表示，本地含量规定意味着部分在欧洲以外生产的技术甚至不允许参与公开招标。“碳足迹管理+本地含量”，欧盟的新规，对我国企业来说跟美国的排除法案有类似的排斥效果，将极大影响我国企业向欧盟地区销售储能产品。
此外，欧洲国家政府对锂电池物流仓储消防安全管理严苛，电池企业海外建仓，需通过专业的资质审核。英国也对动力电池包的本地化鉴别做出详细规定，要求电池单元、PACK、各类电动汽车需满足本地化最低比例要求，未达标将导致关税分类调整。
（二）美欧的排除与围堵，正在改变我国企业“国内生产+海外销售”经营逻辑
这些规定和措施，对我国电池储能企业进军海外市场，形成了比较大的阻碍，尤其对我国过去几年极具竞争优势的“国内生产+海外销售”的经营模式势将带来非常大的冲击。不论是美欧的排除法案，还是碳足迹及电池回收等绿色贸易壁垒，未来我国企业均不可能再以国内低成本的生产制造优势去抢占美欧等发达国家高利润率的市场了。美欧在全球储能市场中占据第二和第三的位置，失去这两块规模大的市场，也势将对我国企业在全球储能市场的龙头地位和产业的控制力与影响力产生重大的影响；并进而可能对我国储能龙头企业在技术与产业领域的创新研发和技术突破产生一些不利影响，削弱我国企业的技术与产业领先优势。
我国储能和新能源企业当前面临的形势和环境，不是探讨要不要走出去的问题，而是研究怎么才能走出去的问题。虽然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的储能市场，未来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近年来不断涌入的大量新企业，导致行业赛道极其拥挤。加之原有企业近年大量扩产，已形成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打个形象比方，相当于我们的产能布局为美国、欧洲加中国国内市场准备了三桌饭，结果美、欧两桌客人宣布不吃你的饭，三桌饭变成由我们中国自己一家吃，结果会剩多少饭可想而知。当前阶段国内市场容量有限无法消化这三桌饭的产能，我国企业就必须要研究怎么去打开更广大的海外市场，才能获得未来的发展。国内市场目前尚在培育阶段，储能项目的收入渠道和获取收入的方式还不多，相关的政策还不够成熟和稳定，储能在国内市场较难获得应有的利润，而在国际市场却有成熟的需求。龙头企业在技术、生产、运营方面已具备成熟能力，若能找到产业成熟度相对低的国际市场，拓展海外市场，既可创造更大的利润和业务增长，也可体现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提升国际影响力。企业进入到国际市场上，还可积累更多储能实际的运营经验，进行技术或产品的迭代升级；待国内市场成熟后，将国际经验引入国内，享受国内市场发展的增长红利，同时也可带动国内相关产业的繁荣。
（三）以技术输出为引导的“海外本土化”布局策略，将是我国企业实施“新海外战略”的重要路径
美欧的排除法案和绿色贸易壁垒，其实质是通过限制中国企业的产品进入，保护其正在追赶和兴起的本国（本地区）储能新能源企业的发展，并通过构建和完善本地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实现产业与技术的赶超。美欧的新电池法，就明确提出要掌握未来储能新能源领域的标准控制权。
因此，应对美欧的封锁与控制，我国储能企业需要改变靠产品占领全球市场的策略，变“产品输出”为“技术输出”，走出去打入其内部，利用美欧企业普遍缺乏我国成熟的储能和新能源产业技术特点，绕过其相关政策法律限制（尤其美国对中国企业的限制与排斥），采取与其本土企业实施技术及股权合资合作等多种策略，实施“海外本土化”的业务及产能布局。必要情况下，可能还需通过一定程度让渡控制权获得进入其市场的机会和机遇，实现将国内部分产能的转移，分享全球储能和新能源发展的红利，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
美欧等国家和地区今天在储能新能源产业领域的发展，与我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汽车工业的发展类似，也可以说他们的今天也差不多是在重复走我们以往走过的路。走出去开展技术与产业的合作，让渡的也只是技术的使用权，技术的主权、标准的制定权等核心知识产权仍在我们手上。掌握了核心的技术，也掌握了产业的控制权。美欧两大市场是我国储能和新能源企业不可忽视的大市场，与美欧封锁我国芯片和AI产业一样，美欧通过排除和围堵，在加紧培育其自己的储能和新能源产业链，形成制造回流和产业链替代。因此美欧越是要“脱钩断链”，我们就越是要拽住他们形成技术与产业链的相互渗透和融合，一方面通过“海外本土化”战略打入其内部布局，获取其增长的市场；另一方面通过持续的研发创新形成核心的技术与产品，形成对产业链关键环节的影响和控制，持续引领全球储能和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四）美国禁止五角大楼采购包括宁德时代、比亚迪在内的6家中国企业生产的电池，是否预示其对我国储能新能源产业“脱钩断链”快成气候，更显我国企业“走出去”阻击其电池等新能源技术发展的紧迫性
据相关消息，去年12月6日美国电力公司杜克能源暂停了宁德时代储能电池在美国一海军基地的使用，原因是所谓宁德时代和中国政府密切联系，中国电池可能存在网络漏洞。刚过去的1月20日，美国彭博社、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美国国会已禁止五角大楼采购包括宁德时代、比亚迪在内的6家中国企业生产的电池。报道声称，这是美国会试图进一步推动五角大楼供应链与中国“脱钩”。
杜克能源是美国最大的电力公司之一。很显然杜克能源是打着安全的幌子，对中国先进产业的再一次围堵。短短不到一个月内，美国国会即跟进拜登签署的“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跟进形成政府性决议，并将停供企业从宁德时代扩大到包括比亚迪、远景能源、亿纬锂能、国轩高科和海辰储能5家头部电池企业。有分析指出，此事的发生实际上凸显了一个事实：中国在储能电池市场逐渐展现主导地位，让美国很担忧被中国企业垄断全球市场。有民主党参议员呼吁能源部优先考虑美国开发的储能技术，他们认为中国电池生产“近乎垄断”的现状，构成了“重大的国防和经济安全漏洞”。我国外交部毛宁在回答中外记者问时即指出，该法案渲染中国威胁，打压中国企业。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常务理事长俞振华认为，未来全球储能供应链将呈现分化和本地化的趋势，北美和欧洲正在建立独立的储能供应链。此次美国断供我国电池企业，实际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警讯”——在美国电力储能持续增长的市场需求面前，他们已有一定准备，甚至也有可能表示，“他们已准备好了”！
美国刚出台《通货膨胀削减法案》（IRA），明确对中国电池产品和投资的种种限制，韩国即立即行动。韩国政府表示将为寻求在北美建厂的韩国电池制造商提供7万亿韩元（约53亿美元）的财政支持，韩国贸易部也表示将为这些企业降低其贷款利率和保险费达20%；去年12月3日，韩国财政部更宣布，将为电池企业提供5年38万亿韩元（29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还计划筹集1.5万亿韩元的基金，帮助企业获取矿产资源扩大海外生产。中国宣布对石墨出口实施更严格的规定，也促使韩国电池公司寻找替代材料来源。韩国LG、三星SDI、SK ON三家电池巨头与美国通用、福特、特斯拉即构建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大举在北美地区合作布局电池产能，并加快磷酸铁锂动力和储能电池开发，目前已在美国建设了多家电池厂，逐渐帮助美国巩固了电池产业以保障美国新能源汽车和电力储能的需求。
美国亦着手构建包含墨西哥、加拿大、南美阿根廷等国家、澳大利亚在内，将中国企业排除在外的独立的电池原材料生产供应体系。近期美国决定另外拨付35亿美元作为其《两党基础设施法》的一部分，用于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先进电池和先进电池矿物的本土化加工制造流程。美国能源部表示，“这笔资金将用于新建、改造和扩建国内生产电池级处理关键矿产、电池前驱体材料、电池组件及电池封装制造的设施”。美国更希望在当地建立一个矿物精炼和电池生产体系，减少对中国和南美在锂离子等关键矿产品加工方面（锂盐及下游电池材料）的依赖。2023年11月13日，全球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宣布进军锂生产，并称将使用一种先进的锂生产技术——直接锂提取（DLE）技术，后者有望大幅提高锂产量。埃克森美孚已在阿肯色州南部买了一块Smackover Formation面积为12万英亩的矿区，该地区富含被称为“白色原油”的锂矿，计划打造美国的“锂矿之都”，保障美国电池产业的锂矿原料及下游材料供应。
据有关资料，美国锂离子电池目前的产能为60GWh，预计在未来五年内，其新建的电池工厂将使其产能增加到630GWh以上；加上与其签署自由贸易协议国家，如其规划的产能能够顺利实现，美国和自贸协定国家制造的电池年产能就将达到1400GWh（包括动力和储能电池），可完全实现其电池自给。但是，美国发展自己的锂电新能源产业，目前也还面临锂、磷、石墨等原材料供应及正负极等材料加工能力短缺，新建产能成品率提升的技术支撑，熟练产业工人缺乏等瓶颈制约，其电池产业的发展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其新投入锂电行业企业相比中国经验丰富的制造商，其新建工厂产品成品率一般只有50%左右，而中国优秀电池企业的产成品率可达98%甚至以上，其竞争力是无法与我国企业相比的。
美国自己下大注振兴电池新能源产业，加上韩日电池企业的火爆助攻，其在新能源电池产品及材料的替代，亦是迟早的事情。与普通消费品一样，原我们判断特朗普跟中国打贸易战，吃亏的是美国人民。这才几年时间，美国就在墨西哥、东南亚等地建立起了自己的供应链，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替代中国”；国与国之间相互制裁的结果，往往是将别人逼出了一条新出路，最终发现原有的市场也被自己制裁掉了。电池也一样，美国早已利用韩国和日本的电池企业布局磷酸铁锂电池产业链，在我们还在嘲笑日韩企业电池差劲的时候，别人就可能已经可以不依靠你了。杜克公司敢断宁德时代的供，说明他们已经有另外的解决办法了！也说明我们的电池企业遇到真正的危机了！——俗话说的好：这个世界不是离了你地球就不转，地球照样转！我们必须要从根本上调整我们的惯性思维，睁开眼睛看世界，才不会掉进盲目自信、甚至自大的陷阱。
美国IRA等法案很明显排斥包括中国企业和产品，走出去只能换个“马甲”，通过让渡一定控制权跟美国本土头部企业合作，才有可能避开IRA等法案的封锁。国轩高科能在美国成功落地，其主因是国轩的控股股东是大众而非中国企业。这实际已将我国企业国际化战略从产品和产能输出，提前逼上“技术输出”道路。我们不加快技术走出去，等日韩企业电池技术更成熟的时候，你拿技术送给别人都可能送不出去了，别人已看不上你了！
通过技术+股权合作，实际也可达到一定的产能输出。在别人投资排斥和市场封锁的情况下，这也是“别人屋檐下”的现实选择。提早技术走出去了，通过本土合资快速占领美欧的市场，满足了其新能源转型发展的市场需要，实际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达到阻滞日韩电池企业技术研发和产能布局的效果。“以空间换时间”，我国企业也就有机会在先发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快电池技术的创新迭代，继续在技术和产业上领先全球发展。电池技术并不是芯片、光刻机、AI那些极其尖端的产业，当初日韩企业只是选择错了路线而已。假以时日，日韩企业肯定会赶上甚至超越！因此，抓住时机“走出去”，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去谋发展，留给中国电池及其他储能企业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四、布局海外需采取积极、审慎的态度和策略
目前，我国电池企业在海外投资建厂，主要集中在欧洲、北美和东南亚地区。据相关消息，我国电池企业等走出去的路并不顺利。有报道称电池企业进入欧洲是“机会遍地、荆棘丛生”，包括产业链配套问题、招工及过高的人工成本和工作效率、繁琐严格的认证准入、严苛细致不留余地的环境管理、管理的本土化等等。部分已进入企业或正进入的企业反映，相比国内建厂，耗费的时间精力、花费的成本和付出的代价要多若干倍。但“以技术换市场”，走出去实施海外布局，是我国储能新能源企业成为全球性企业、获得进一步发展必须要走的路。
一是解决产业链配套问题。由于海外电池相关产业链集聚程度与国内相比差距很大，电池企业在海外投资建厂，目前还较难在周边找到相应的包括上游电池材料、配套组件及生产装备等企业，其产业集群还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形成。目前虽已有包括正负极材料、电解液、隔膜等上游材料龙头企业、锂电装备企业开始在海外设立生产制造基地，但离形成完整、便捷、高效以及质优价廉的产业链配套还有较长时间。有企业反映，困难最大的是从国内购买设备进入欧洲，所有出口到欧洲的设备都要做TüV认证，这是一个欧洲通用的元器件产品安全认证标志。一台设备要做很多个安全认证，为此将花费很大一笔成本开支。因此，中国锂电企业海外产能布局，需基于目标市场进行合理的建厂选址和供应链规划。
二是解决锂电工程类人才短缺问题。由于欧美等地区锂离子电池产业发展不够充分，无论是欧洲还是东南亚，海外合适的电池技术人才数量都相对较少。其中欧洲锂电池工程类人才的人力成本较高，以德国为例，相对国内的薪酬水平高出30%以上。由于海外本地化技术人才匮乏，也将导致布局海外企业核心技术依靠国内，缺乏本地化技术能力，难以针对海外市场做敏捷定制化产品开发。
三是招工与用工难问题。从相关网络消息，有电池行业人士透露宁德时代图林根工厂，这座中国电池企业在欧洲迈出的第一步，目前就卡在用工上面。一方面是比较难招到类似国内经过培训的成熟的产业工人；另一方面是当地政府对蓝领工人的就业保护较严，工人工作的责任感和效率不高，对新投产产线爬坡影响较大。
四是管理与销售和服务网络的本地化较难。不少企业在布局海外产能时，均选择与本地拥有强大市场网络渠道的企业合作，通过其快速进入当地市场，并及时、准确响应客户需求，做好相关服务。单独到欧洲建厂需要配置本地化的专家、团队、销售网络与合作伙伴。但要从当地找到这些专业的资源并将他们合理的整合到一起来发挥作用，是一件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的事情。
五是利用海外资本市场支持解决融资问题。包括海外上市、发行GDR获得海外资本投资、引入境外专业投资机构和产业投资者，与海外企业合资、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收购海外本土企业等。
此外，海外市场还有更严格的财税、用工等法规要求，更严苛的技术合规要求（如欧洲的CE安全合格标志认证、电池产品各类认证等），与国内截然不同的市场环境等，也对我国企业海外布局形成一定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