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牵引力量，城市是人为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者。根据联合国相关数据，城市所造成的认为温室气体排放占到排放总量的75%。
因此，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势必将推动城市低碳转型进入全面加速时代。那么，如何加速构建以城市为主体的碳达峰、碳中和战略？近日，在由国际绿色经济协会主办的“低碳城市建设与低碳产业峰会”上，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住建部原副部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仇保兴指明了方向。
（本文首发于《中国城市能源周刊》第64期、《中国能源报》25版 记者｜张胜杰）
相较于西方国家的城市管理仅限制于城市建成区，我国的城市管理范围包括了农村和原野，着眼城市制定碳达峰、碳中和路线图，有利于使各个城市根据自身资源禀赋整体布局可再生能源和碳汇基地。
仇保兴指出，碳达峰、碳中和愿景下，我国城市间的竞争可由“单轨”的GDP竞争转向GDP与减碳的“双轨”竞争。我国的碳达峰、碳中和路线图如果以城市为主体，通过城市内各主体的创新就能形成一个自下而上的“碳中和”体系，这与我国对主要行业的管理施行从上到下的“碳中和”顶层设计战略是互补的，有利于生成全国协同的韧性碳中和体系。
在仇保兴看来，从城市角度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首先要制定好路线图。那么，这个路线图应该具备哪些特征？
仇保兴认为，第一要突出安全意识。特别要将能源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成本要趋降；第三技术要非常可靠；第四要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当前我国煤电厂数量占到全球的50%，这些大量的煤电厂显然不能盲目“一刀切”被抹除，而是应该关注“灰色”和“绿色”能够兼容并存、平稳切换；第五，要考虑进口替代性。
“如果这几个特征都满足了，我认为这个路线图大体上就是合格的。”仇保兴说。
在仇保兴看来，以城市为主体的碳达峰、碳中和路线图制定，需要城市重新制定减碳模式，可将复杂的城市分为五个模块，即碳汇与农业农村、建筑、交通、废弃物处理与市政，以及工业制造业。
“城市‘碳中和’最大的难点在于如何突破工业文明的惯性思维锁定。”仇保兴坦言，不同的城市在制造业领域千差万别，但在碳汇和农村农业、建筑、交通、废弃物处理和市政这四个领域的差异性是不太大的。
当前，全球正处于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尤其是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可使城市碳排放做到“可检测、可公布、可回溯”的三可原则。围绕碳汇和农村农业、建筑、交通、废弃物处理和市政领域的碳减排工作，城市之间完全可以通过竞争合作，共学共创，以促进新技术和新变革措施落地，防止错误路线锁定，进而确保合理性和投资效益。
仇保兴认为，着眼城市视角，我国可分三个阶段实现碳中和，即在2021—2030年为碳达峰阶段，通过开展建筑、交通以及市政的低碳竞赛，大部分城市需要实现人均碳达峰的目标；2030—2050年为碳中和关键期，此期间城市的碳中和可重点围绕电力系统碳中和展开；而在2050—2060年的碳中和决胜期，城市则需要实现交通和工业制造业的碳中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