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避效应，是许多垃圾焚烧发电厂、危废处理厂等大型环保项目选址和建设过程中绕不开的难题。破解邻避困局，单独依靠项目建设方、地方政府与公众沟通往往力有未逮。但是，如果有建设性的第三方力量，如NGO（非政府组织）等参与则有可能柳暗花明。近日，由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主办，《环境与生活》杂志社承办，主题为“邻避风险沟通与风险认知”的沙龙在京举行，来自多家环保公益组织和媒体代表约30人出席了此次沙龙并积极建言。
11月7日下午，由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主办，《环境与生活》杂志社承办的“邻避风险沟通与风险认知”主题沙龙在京举行。本次沙龙由《环境与生活》杂志执行副总编郑挺颖主持。他在介绍沙龙背景时说，随着环保事业的推进，我国多地在建设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然而项目地附近居民却不希望这样的项目出现在自己的家门口，这就是邻避效应。要破解邻避困局，首先要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其次要探索解决的办法，在地方政府、承建企业以及当地民众之间进行良好沟通，实现互信尤其关键。
缓解邻避效应重在真诚沟通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科普部副主任卢佳新在致辞中说，通过对全国多个涉及邻避效应的项目调研发现，由地方政府和项目建设方来向公众讲清楚技术问题并说明排放达标对居民健康无害，这并不足以化解当地居民的心理恐慌以及对项目的抵制，“尽管技术是可靠的，排放是达标的，但一些居民就是不愿意你把项目建在他们家门口，除了基于健康风险的担忧以外，心理不平衡，希望得到补偿也是重要原因”。因此，在化解邻避效应这方面，地方政府、项目建设企业以及公众，要避免各说各话，关键在于各方的充分信任和沟通。
卢佳新解释，此次沙龙希望就公众关心的邻避效应进行交流，让公众从心理上逐渐理解邻避效应，进而能支持相关项目建设。即便不能完全破解邻避困局，也要避免让邻避效应演变成社会风险，甚至发生群体性事件。
技术过关和信息公开最关键
著名环保NGO“绿家园”志愿者召集人，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资深记者的汪永晨介绍，她曾参观美国华盛顿一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垃圾焚烧厂，负责接待的是一位来自非洲刚果的博士。这位博士演示他们垃圾焚烧厂在污水处理方面的成果——两杯水，一杯是清水，一杯是经过污水处理的水，看起来是完全一样的。这位博士说：“这两杯水都可以直接喝。”博士还指着一大堆中国专家和政府官员的名片说：“他们来参观我们工艺流程时经常问的就是，‘污水排到河里就行，有必要这么费时费力吗？’但我们一直如此，技术上的自信，才能让我们获得公众的信任。”
汪永晨还介绍了日本福冈的一家垃圾焚烧发电厂，该厂不仅满足当地六七成的电力需求，还能利用垃圾来生产化妆品和有机食品，这说明他们的技术完全过关。
此外，在瑞士伯尔尼的垃圾焚烧发电厂，每周四向公众开放。她曾问这个厂的管理人员，当初建厂时是否遭到当地居民反对，对方解释说：“我们在建厂之前就与当地居民充分沟通交流，他们很清楚我们厂建成后所使用的技术、排放物等情况。在取得他们信任后才开始建厂，在运营过程中，他们对我们项目有受保障的知情权，也叫飞行检查权，就是他们的代表随时可以来厂里检查生产工艺流程以及排放是否达标等。”
汪永晨还介绍，她在2008年去美国杜邦公司一个化工厂参观，这个厂建在一个湖区，主要生产钛白粉。这个厂建了几十年，厂里的董事长一直坚持每个月有一次与当地居民在教堂附近吃一顿饭，居民自愿报名参加。在饭桌上，居民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包括认为化工厂有什么问题，直接向董事长说出来。她说：“这种沟通机制，是确保这个钛白粉厂几十年来没有发生邻避效应的重要保证。”
随后，汪永晨介绍了一种叫“小圆桌会议”的沟通形式。项目相关各方，如生产方、政府代表、媒体和当地居民，大家坐在一起，开诚布公，“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单方面发布会，也不是那种参观式、灌输式的开放日，就是平等地坐在一起沟通交流。”因为作为生产方的厂长也许就住在当地居民区里，他就是父亲、儿子、丈夫等普通居民的角色，他也害怕水、空气受到污染。
汪永晨说，在浙江就有“小圆桌会议”的成功案例。十几年前，浙江某市的居民区里开了3家餐馆，又污染水又排放油烟，媒体曝光后，当地环保局组织3家餐馆负责人与小区居民坐下来面对面交流。饭馆老板说，以前只管卖饭菜赚钱，没想到油烟和水污染让邻居们受害这么严重。他们于是重新做排水排烟净化，最后效果让居民满意，皆大欢喜，“这说明充分沟通能有效破解邻避困局”。
邻避效应的本质在于风险社会
随后，新华社新闻研究所主任编辑、《中国记者》杂志执行主编张垒在题为《邻避效应与风险传播》的报告中指出，邻避效应背后的核心是风险社会问题。
首先，风险的生产者和承担者脱节。产生邻避效应的项目如垃圾焚烧发电厂，其风险的生产者为社会上层，而承担者为社会底层，由此带来收益和成本的不平衡。
其次，风险的不确定性。就说垃圾焚烧发电厂，究竟排放多少污染物？会引发何种危害？这虽然只是小概率事件，但会不会发生和有多大危害，对于公众来说都是不确定的。
再次，邻避效应的风险具有社会性。邻避效应的风险在传播过程中会被改变、夸大，与社会上本来存在的焦虑、不满等负面情绪叠加，就会产生螺旋形激变，甚至引发社会公共事件。
自媒体和互联网成为邻避问题主战场
张垒随后指出，现在很多问题出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尤其是一些自媒体，比如公众号，为了博眼球、争流量，会把一些原本正常的事件进行渲染夸大。它已经成为邻避问题讨论的主战场，甚至是环境领域突发事件的背后主要推手。这些自媒体的操作模式是先对现有公开信息进行整合传播，继而通过移情来引爆公众情绪化，最终让邻避效应发展成社会公共事件。也就是说，基于互联网的自媒体生态让邻避效应更加复杂。
建立信任并善用传播规律
张垒接着说，破解垃圾焚烧发电厂等大型环保项目的邻避效应离不开技术专家、NGO和媒体的共同参与。他认为，在项目准备立项时就要让技术专家和涉及环保的NGO参与风险评估；随后要让专家、NGO与公众进行沟通；最后让专家、NGO、项目企业、政府方与公众代表坐到一起充分交流，才能建立信任，缓解邻避。
在媒体传播规律方面，张垒认为，一要尽可能全面呈现不同观点，避免只有一方专家观点，否则会丧失公信力；二要及时阻断谣言传播链条；三要及时舒缓当地公众情绪，避免邻避效应激化成为社会公共事件。
“环保对赌”保障公众参与
“零废弃”环保NGO环境律师夏军认为，邻避效应之所以产生，根源在于公众参与度不足，往往等到项目的后期才有公众参与，公众的知情权没有得到充分保障。例如，一些重大项目建设的末端，比如环保部门准备批准了，在批准前的公示阶段，还有建设单位在编制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中信息公开让公众参与，这部分做的还可以。然而，在项目启动的前端，在较高级别的决策、规划和选址方面，公众参与度几乎为零，包括听证会很难实施，老百姓不知道，环保NGO也不知情。
夏军介绍了一个“对赌协议”的成功案例，分享了他化解邻避效应的相关经验。他曾作为律师参与海南省海口市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三期建设的讨论。他说：“把有利害关系周边居民的监督权契约化、法制化，形象地说，就是环保对赌。中心思想就是让周边居民代表与建设方签一个监督协议。相关各方权利、义务一致，而且要公平合理、具有可操作性，项目建设方授予当地居民飞行检查权，可以随时随地来看项目的各个环节。我在协议里设计了一个违约金，一旦居民发现有违法、违规问题，发现一次就要由违约方向居民代表支付5万元到20万元的违约金，但钱不是给居民，而是指定一个公益账号，用于社会监督后续事宜。”
首都机场邻避事件的处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艺术研究院院长李强说，他作为环境工程专业高级工程师，曾参与首都机场一起邻避事件的处理。当时，首都机场已运行多年，但后来机场附近建了一住宅小区，小区居民天天投诉噪声和空气污染。先有机场，后有小区，按理说居民应该去找相关规划部门论理才对，但他们就是直接找机场，后来机场方面花了2亿元，给小区民宅装上三层的防噪声玻璃，针对航油燃烧带来的空气污染又给了一定补偿，这才逐渐化解。李强随后还解释北京新建的大兴机场为何远离市区，也是充分考虑飞机起降对居民的影响，规定机场150平方公里内不得建设居民住宅。
李强还提醒相关职能部门的决策者，在涉及环保问题的大型项目建设过程中，一定要警惕大干快上的思维，从选址、立项、环评、建设和运营的每一个环节，都要保证公众的参与度和知情权，还要让NGO和媒体积极发挥作用，这才有助于破解邻避困局。
在此次论坛上，NGO和媒体代表们也就如何利用媒体自身优势，助力破解邻避困局交换了意见。
最后，《环境与生活》杂志执行副总编郑挺颖总结说：“作为垃圾处理的一种技术路线，焚烧也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产物，现在已经有一些垃圾处理技术，更侧重精确分类、减量化和资源化、可回收，从更长远的未来看，被焚烧的垃圾会越来越少。但短时间内，不少地方的垃圾还是摆脱不了填埋和焚烧的命运，邻避效应依然会出现。所以，NGO和媒体在破解邻避困局上应该积极有为，扮演具有公正性和建设性的角色。”
原标题：“邻避风险沟通与风险认知”沙龙在京举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