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干旱缺水严重，水资源安全及其有效利用直接关系着国家长治久安。
当前，我国特殊的气候地理环境带来的水旱灾害等老的水问题依然存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产生的水资源短缺、水生态损伤、水污染严重等新的水问题形势严峻。“流域水资源安全对于人口不断增长、经济快速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推进的现代社会，是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中国大坝工程学会理事长矫勇在11月24日召开的“流域水资源安全与工程防灾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表示，“江河流域作为国家水安全的基本单元，水资源安全问题必然受到自然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影响，应该从统筹解决好新老水问题的角度去审视。”
自然社会的双重挑战
我国属大陆季风性气候，地域广阔，流域水资源状况差异性大，但共同的特点是水资源年内和年际分布十分不均匀，其中北方流域更甚于南方。
数据显示，我国目前有16个省（区、市）人均水资源量低于严重缺水线，有6个省、区（宁夏、河北、山东、河南、山西、江苏）人均水资源量低于500立方米。我国水资源总量世界第6，而人均占有量仅为2240立方米，在世界银行统计的153个国家中排在第88位。中国水资源地区分布也很不平衡，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国土面积只占全国的36.5%，其水资源量占全国的81%；其以北地区，国土面积占全国的63.5%，其水资源量仅占全国的19%。
此外，河川径流季节性的巨大变化不仅造成洪涝灾害，还使农业、工业、城镇在枯水季节和枯水年份的供水保障严重不足。比如今年9月以来，山东胶东半岛降雨普遍偏少，造成地下水位持续下降，青岛、威海、烟台等市大中小水库蓄水严重不足，部分河道甚至处于干旱或断流状态，部分山区群众饮水困难，农作物大面积减产甚至绝收。
矫勇指出：“考虑到我国河流承载的更多的人口、更密集的城市和工业，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更需要江河调蓄工程以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和粮食安全。”
我国流域水资源安全还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严峻挑战。“这种挑战是双向的。一方面人口增长、粮食安全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要求流域水资源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水资源保障；另一方面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和经济结构又对流域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产生巨大压力。前者涉及经济安全，后者涉及生态安全。” 矫勇称。
目前，体现在流域水资源承载能力的物理极限已经突破，流域水资源过度开发，水环境遭到污染，河流断流、湖泊和湿地萎缩、地面沉降、海水入侵等水生态损伤的现象已经相当普遍，生态安全受到威胁。
长江作为我国第一大河，虽然流域水资源质量总体良好，但部分水域污染问题仍比较突出。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守仁介绍：“长江干流近岸水域污染尚未得到遏制，部分支流污染较严重，干流沿岸城市废污水排放量占全流域排放总量的50%左右。巢湖、滇池等湖泊水体富营养化并未缓解。”
工程安全风险防控是基础
我国特殊的气候地理环境条件、人口规模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决定了水利水电工程在保障流域水资源安全中的基础性作用，也决定了我国水利水电工程的数量、范围、规模和复杂程度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基本特点。
目前，我国是世界上水库最多的国家，水电发电装机最多的国家，跨流域调水工程最多的国家，已建在建200米以上的超高坝20座，占世界超高坝的四分之一以上，流域水资源安全对水利水电工程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在流域水资源安全越来越依靠工程的今天，我们不能仅仅享受工程防灾带来的福祉，还应对工程自身安全风险有足够的认识。”矫勇说，“不仅要防止规划设计导致的灾难，还要防止建设质量缺陷、运行管理缺陷和调度不合理等产生的工程安全风险，以工程完美的可靠度和高效的保证率，确保流域水资源安全，确保流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流域水资源安全涉及三大方面，即从水资源服务的领域出发，要统筹考虑防洪、供水、发电、灌溉、航运、旅游等多个行业；从水资源自身特性出发，要统筹考虑水量、水域、水质、水生态等多种因素，考虑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自身的承载能力；从开发利用保护水资源的主体出发，要统筹考虑法律法规、体制机制、政策导向、社会意识等多种举措。
“促成三个方面成为有机的统一体，应坚持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相结合、综合管理与专业管理相结合、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建立起流域水资源安全的有效保障体系。” 矫勇表示，“多年的实践证明，流域水资源安全依赖于工程防灾，但不仅仅取决于工程能力。尤其当发展的能力能够大规模改变江河湖泊时，流域水资源安全更取决于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和流域管理体制机制。”
原标题：我国流域水资源安全问题需统筹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