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转折之后确立科学梦想
1956年，我国第一个12年科学发展规划即《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制定，原子能和平利用被列为应用发展项目之一，原子能在农业上的应用随即被提上议事日程。1958年那年，我被浙江省选派到上海参加“原子能和平利用讲习班”，讲课的教师都是苏联专家，讲习班分设10个专题组，我被分在同位素农业应用组并担任组长。两个月的培训结束，我回到学校受命组建我国农业高校第一个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因此，1958年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实验室组建后困难很大，条件简陋，实验仪器短缺，实验室没有任何经验可循，只能边建设边工作，边开展科研，边培养人才。当时没有测量放射性的计数管，也没有放射源。在中国科学院领导的支持下，我们获得了放射性计数管。学校同时派了两名老师去北京将放射源取回来。他们将放射源放在一个铅罐里，再将铅罐放在一只提桶里，上下左右填满沙子随身携带，乘火车回到学校。这仅有的放射源对我们的研究实验起到了关键作用。
但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学科领域里还没有摸索到一个明确的方向，经过两年多的工作，虽然得到一些研究结果，但在农业生产上实用意义不大。有的同志也因此产生了动摇，不想再搞下去，又回到了原来的教学岗位。对此，我作了冷静的思考，认识到必须充分考虑同位素科研工作的特点，找出一个对促进农业生产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20世纪60年代，农药的广泛应用虽然减轻了病虫害造成的损失，使粮食增产，但大量使用农药也导致农作物产品的污染，农药残留导致人畜中毒事件时有发生。为了减少农药污染，国家提出使用农药必须有安全标准。而制定标准，就必须搞清楚农药在作物体及周边环境中的动态、数量、质量的变化情况。于是，我把研究方向定位于将同位素技术应用到农业科学和环境科学上。从那时起，可以说我有了科学梦想，而且很具体。也是从那时开始，我下定决心要一辈子从事核农学的研究。
要获取农药残留的所有信息，就必须对农药从农作物生长、收获、储存到进入人体的全过程进行了解，而要跟踪全过程，就必须给农药做标记。于是，我开始了放射性同位素标记农药的合成研究。我大学是学化学的，正好用上了专业知识。当时国内没有标记农药，向国外买又没有外汇，只好自己合成。合成就是将标记核素引入到农药的分子中，农药因为有了标记核素做标识，流到哪里都能跟踪。当时，农药残留问题还没有引起国家重视，研究还未得到国家以及相关部委的支持，难以立项。尽管如此，我和这支科研队伍一直没有停止继续科研的脚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