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经济发展中有两个行业的改革是比较艰难的，一个是电力行业，一个是铁路。我知道两位嘉宾是最早一批参与电力改革的专家学者。在刘教授的新书里面也谈到了一些内容。现在请两位嘉宾简单谈一谈在参与多年电力改革中的一些感受?
刘纪鹏：曾教授先来吧。
曾鸣：说起电改，我们可以追溯到1997年，到现在已经有18年。1997年最早应该是从当时的国家电力公司内部模拟市场开始的。1998年开始安排五省一市试点，再往后到2002年的五号文出台，之前的叫做以区域性电力市场为主要模式的电力改革研究。从五号文到现在过了13年，去年春天开始酝酿新形势下的新一轮电改一直在研究和讨论，征求各方意见。到今年3月15号中发九号文出台。中发九号文是新一轮电改的纲领性文件，我们都知道，公布了28条，7项任务。
到现在，我们正在紧锣密鼓地为中发九号文配套，有五个实施意见和一个指导意见。这些意见近期也会公布。说起这十七八年的改革，反反复复在一种曲折中艰难地前行。社会各方对改革的期望值本来就不同，对改革后评估的观点也不一样。我个人认为中国电力行业改革，特别是电力行业按照市场化方向的改革，首先是必要的，一定要做。
但是由于中国国情，中国能源情况，特别是中国电力的情况，使得中国的电改一直在摸索当中前行，现在我们翻来覆去地研究和讨论调研，认为还真没有哪个国家或者哪几个国家的经验可以直接用。即便是九号文以及即将公布的这些实施意见和指导意见，我们认为恐怕也还要在实践当中不断地摸索，特别是现在还要做试点。我最大的体会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记者：刘教授，谈谈您的感受吧。
刘纪鹏：我完全同意刚才曾鸣教授对电力改革的回顾和他的主要观点。确实电力改革一晃已经18年过去了，我们两位都是从1996、1997那个年代，也就是当时电力部组建了国家电力公司双轨运行开始推出的。这期间我们在改革上经历了五号文，现在又经历了九号文。所以，实际上这18年也是划分了三个阶段。
我在这本《大船掉头：电改18年反思与展望》里，对18年来的历程有一个比较系统的回顾。之所以谈电力改革这么艰难，实际上是和它的产业特征密切相连的。在世界各国当中，电力和铁路这两个行业都是在推进体制改革和国家发展中，和国民生计关系最紧密，又是和国家的战略产业最为关联。同时，也是在各国体制改革，公有制，私有制，市场化，还是国家计划化之间，也是最敏感的两个部门。所以在改革起来之后就格外艰难。当然，刚才谈到了，它和国民经济的关联性。
我不像曾教授，曾教授一直在搞电，他就是在华北电力大学学的电，教电，直到今天他还在改革前沿，参与电改。我是半路出家，跟我的个人身世有关，因为我的父母都在电力系统。我在读大学之前当过兵，回来以后做工人。也是在中国第一家发电石景山发电厂当工人。石景山发电厂当时是给清朝皇宫里发电的，中国最老的电厂。所以从那个的时候开始对电有认识。
这次改革，我从1997年参与之后，曾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电力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基础产业”。这是和它的基础性，重要性，安全性等特点密切相关的。没有电，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说电讯重要，没有电也打不了电话。而且社会稳定重要，如果城市一个夜晚没有电，即便像美国洛杉矶这样的大城市也会发生混乱。所以我们很难设想电力行业如果出现了问题给国民经济造成的影响。
所以为什么电力改革这么复杂，这么艰难，18年还没见怎么动，也恰恰在于此。别的改革包括煤炭，有些都分掉了，出现煤老板，后来我们又把它收上来。但对电的问题，从2002年开始恰恰由于它的这几个特性，从高层领导一直到电力实业界还有学术界都存在巨大的争论。当然我们的电力这些年在世界上的发展是比较成功的。它路子走得比较稳，这也是我谈为什么“大船掉头”的一个观点。像美国、英国、日本、印度、俄罗斯这些年都发生较大的电力事故，但是我们还没有发生。当然这和我们改革推进过程中步子走得比较稳，像“大船慢掉头”这样的思路是密切相关的。
但是这个行业又必须要市场化。在发展当中它的很多改革经验，今后都将在保障国家民生的基础上，社会经济安全稳定运行的基础上逐步地向前推进。它的性质也是和铁路一样，今天的铁路还是有很多国家补贴，但是大家越来越感觉到铁路的重要性。
这两个部门在性质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电力有网厂分开的问题，发输配售四个环节。铁路也是一样，它有网运是不是要分开的问题。包括电网，特高压电网，中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地开创了特高压的电网。严格说特高压电网是直流是正负八百千伏，交流是一千千伏。
铁路上我们有高铁，这两项是我们今天在制造业发展中，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产业，而这又跟它们的体制，举国战略又有密切联系。所以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的电力改革无论是对中国下一步垄断行业的推进，还是我们走出去“一带一路”战略，实现中国崛起。我想铁路和电力是引导中国走向世界的两大关键环节。而同时它的改革也影响着资本市场，股市里的好股票好多跟垄断有关。我们的南北车合并为中国中车，那它的股价现在就是牵动万人心，就是垄断。这个价格，我今天看有几条消息，习主席，李总理都去参观中车。国内的发展包括我们走上国际化。我看今天李克强总理的两洋战略还是高铁，所以高铁很重要。现在大家还不知道，我们的国家电网也走出去了，菲律宾的电网，我们托管经营。巴西的线路都在建设，葡萄牙，欧洲我们也打进去了。私人售电公司一旦放开，这是很好的板块，投资人要值得关注。现在深圳已经搞了第一家了。同样今后电网的改革早晚也得上市。所以这个板块的关注，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发展中，都是我们青睐的题材。特别是曾教授提到了电力改革的五个实施意见和一个指导意见。这就是在谈，马上要把电力改革深化。所以，牵动着电力板块的各家上市公司，也就格外地引人注目。
记者：我们一会儿慢慢让刘教授给我们谈谈改革股的问题。刘教授刚才谈到一个我特别感兴趣的问题，就是特高压电网的问题。我们知道特高压技术水平，中国已经达到世界非常领先的水平了，连很多美国人都很羡慕。但是我们的特高压电发展，却一直饱受着争议。我们到底有没有必要一定要发展特高压电了。因为很多人对特高压电网的安全性产生一些质疑。所以，这是不是它现在发展的一个最大的阻力呢?
刘纪鹏：还有人说是国家电网搞垄断。
曾鸣：主持人既然提到这个问题，这是个敏感问题，因为我是长期在电力行业里工作，对电力行业的改革发展，研究和关注比较多。特高压确确实实是最近一些年我们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首先，我认为特高压和刚才刘教授谈到的高铁，还有我们现在的海上钻井技术，再加上我们的核电技术。这四项技术，中国在世界上已经是处在领先的。我虽然不是搞石油的，但是我了解一些信息，海上钻井对我们南海将来的油气，从技术上我们是得到重要支撑的。刚才高铁也说了，我们现在在国际上也很成功。特高压，前几天也报道了，在巴西打包中标了。而且特高压在巴西中标之后，就意味着整个特高压的产业链，设备大概是五十亿订单就有了。
刘纪鹏：特高压带动整个电力设备，这个板块都会起来。
曾鸣：所以说，特高压对增强中华民族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是毫无疑问的。至于您刚才说到的国内对特高压的争议，我想是来自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这些年，刚才刘教授也说了，当然了，电力体制改革，我们取得了成效，按照市场方向走了，有些环节提高了效率。但是，与此同时的一个负面影响，是各利益主体比较多了，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等于说是认为特高压网络就有可能对打破垄断形成了一定的障碍。实际上这种观点，还是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性质。有些利益集团希望尽快打破垄断。特高压来了，这种垄断有没有可能推迟打破，或者说很难打破了，因此提出了不同的质疑。这个我想是一个重要的。刚才刘教授也说了，说到这个问题，电力行业，包括刚才说的铁路，实际上是国民经济的一个基础行业。垄断和竞争，对于这两个行业来说，在不同环节上，应该把它视为不同环节上的手段，不是目的。有些环节可能需要继续保持垄断，有些环节现在的技术进步和现在的体制和现在的经济发展形势，可能可以竞争了。刚才刘教授也说了，发，输，配，售四个环节。我们两个早年的时候就提出了叫做“管住中间，放开两头”。这个实际上就已经描述了发、输、配、售四个环节哪些应该垄断，哪些应该竞争了。特高压的问题，刚才我说了，一定是国际上一个最先进的东西。但是由于有些利益群体对于这个垄断有不同的看法，对国家电网公司，有人认为应该拆分。如果特高压架设，好象从技术上似乎拆分不了了，所以这是反对的原因。但是我想这是另外一回事，这个变成生产关系的问题了。刚才，我说的特高压的先进是生产力的问题，生产力是绝对没问题的。生产关系需要国家在电改问题上做方案调整的。
记者：现在有一种观点，十多年来，中国的电力改革之所以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是因为一味地强调打破垄断。刚才您二位都提到，发电，输电，配电和售电四个环节。那么我们到底要不要打破垄断，就像您刚才说的“管住中间，放开两头”。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在输电和配电的角度是需要放开垄断的?
刘纪鹏：不，我来解释一下。刚才曾教授谈到了，我们在处理垄断和竞争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对石油、电力、铁路这样的基础行业，对它的行业要进行细分化。比如电力是最典型的所谓垄断行业的代表。那么它的环节，发输配售四个环节当中，刚才曾教授强调说要管住中间，放开两头。过去，我们是把整个电力都当垄断。但是现在我们发现跟市场经济对接过程中，我们的发电是可以让大家自由竞争的。
我们的九号文又把多元化的售电主体，就像卖电话卡一样，把售电环节放开了。但是现状呢?可能是我们把发电放开了，我们售电还没有产生出来。而是国家电网把输电，配电和售电一体化了。它的中间就是输电和配电。所以，刚才曾教授强调管住中间，就是管住输电和配电。然后放开两边，就是放开发电和售电。那么，为什么要管住中间呢?就是垄断当中有一种叫自然垄断。自然垄断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现在就看到了经济学上，简单地理解是一种好垄断，就是一大于二。因为在这个环节里不可能谁都去拉电网，如果全放开，满城电网，就乱套了。从技术属性和特征上看，这个环节，在各国都把输电这个环节当作自然垄断环节。当然，我们认为要打破行政垄断。电价都是国家发改委批，这个我们认为是行政垄断了，应该由市场竞争。所以，电价的问题可能也提出来了。因此，从刚才问到的这四个环节来说。我做一个补充，刚才提到了国家电网，很多人说，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打破垄断，这种观点显然是不对的。打破垄断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给消费者和用户提供质优价廉的优质服务和产品，这才是我们搞市场经济，发展基础产业的目的。为了打破垄断，你在这儿垄断这不对的。但是，这个环节呢，也就是说中国改革面临一个争论。
现在，我们虽然把发电放开了，但是电都得卖给国家电网，电网是统购的。这边的销售是包销的，大家认为这样的体制不如我们推进一步，管住中间。输配电价今后国家要控制它。因为只此一家，不能漫天要价，但是发电的价格可以去竞争。怎么竞争呢?就跟大用户，售电公司结合起来，厂商和大用户直接见面。什么叫大用户呢?像我们这座楼，一个幼儿园，一个学校，财政部，这都是大用户。他们都可以和发电者联系，谁能给他更便宜的电，然后走国家电网，就像高速路过一下一样。而国家电网，就像我们到机场高速收十块钱，这十块钱是由国家定出来的。所以叫管住中间。放开两边，大用户找厂商，谁电便宜我要谁的。固定地过一度电收多少钱。最终用户就能用到便宜电了。
这是改革的一个探索。所以国家电网就需要放弃现在统购包销的模式，改成收过网费的模式。这边呢，是两头，放开的两头直接见面。这样，把市场经济和电网的自然漏洞特征完美结合起来了。当然，在这里面为什么存在这么大争论呢?
一个，包括对特高压电网。特高压电网特征是根据中国国情结合起来的。以京广线为例，京广线以南都是电力的负荷中心。大部分用电都在京广线以南。但是京广线以北呢?西部大部分都是发电，供电方。这样就需要中国的水电从西部运过来，中国的风电从内蒙运过来，这些都需要我们面临一个选择，就是长距离输电，解决时差之后，把用电高峰错开，是一个电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是，这长距离输电，用一般电压等级几乎不可能，非常浪费，中间的线损。特高压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中国大区之间的调换电量大市场形成了。但是这个电网，因为长距离，跨了大区。
很多人就认为，国家电网发展这个，以后我们还能拆你吗?可是，我们就要问一下，为什么非要拆这个国家电网呢?可以让国家电网放弃发电，让国家电网再放弃售电。2002年颁布的五号文，是让国家电网放弃了发电，九号文，就是让国家电网再放弃售电。把这两个环节去竞争。至于说配电怎么改革，我们走一步看一步。根据这样的情况就把电力的发、输、配、售四个环节和所谓的特高压电网结合起来了。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电力管理体制的国家，才有可能实现这样的大区调度。我们的绿色能源，远距离运煤就不如送电。所以送电是一个长期的国家战略，解决了配置问题。因此这是一个大的话题。我就给曾教授做这么一个补充。
记者：刘教授刚才谈的，电网其实是改革的一个核心的问题。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实现全国联网呢?
曾鸣：我个人认为，根据我们前些年各个相关的研究课题，应该说全国联网是我们的目标。为什么呢?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刚才刘教授已经说了，中国能源资源的分布和负荷的分布，和很多国家不同，就是逆向分布。因此需要全国联网。第二点，现在从世界上来看，过去那些早期比较市场化，改革走得比较快的那些国家， 而且都是以州，以各个区域为自主供应能源和电力的国家，市场化很发达的那些国家，现在这些年我们来看，他们也在不断地促成大区的联网。
大市场，比如说美国，我们也去看了。比如欧盟，现在你看那么多国家都连在一起。而且他们现在很羡慕中国，刚才刘教授说的，“大一统”那种统一的电力管理体制，容易促成全国联网，容易实现刚才刘教授说的，比如清洁能源的高效利用和远距离输送。他们国家由于早年是分散的，私有化的，但是现在他们在努力地改变这个局面。因此，我反过来讲，中国现在这种管理体制下，完全有优势促成全国联网，使得资源更加优化配置。
记者：我可不可以理解，全国联网是未来清洁能源发展的一种趋势。
刘纪鹏：我觉得非常正确。比如说我们现在把发展风电作为清洁能源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来推。但是风电有间歇性，不稳定。今天风大，明天风小。再一个水电也是清洁能源，也是发展方向。可是水电也有枯水和丰水两个季节。所以，如果不联网，虽然想发展这两个环节，还得有一个平衡配套的火电，很麻烦。但如果电网能连起来，我们就把东部西部的时差，温差、风差统一平衡起来了，这是一种最合理的科学的配置。
曾鸣：我补充一句。实际上刚才我说的，国际上之所以要联网最最主要的一个动机也是这个。为了促进更多的可再生能源的经济、高效、安全地吸纳和使用，所以要联网。我们国家现在明摆着，过去长期火电为主，现在国际上压力非常大，现在气侯变化给我们压力非常。所以十三五，十四五肯定是大量地可再生能源要用。刚才刘教授说了，一种间歇性的，随机波动的怎么平衡。
记者：不单单是中国电力改革的一个趋势，也是世界新兴能源发展的一种趋势。
刘纪鹏：对。
记者：刚才在最开始的时候，刘教授稍微提了一下我们的国企改革，尤其是电力企业改革发展对行业板块的影响。现在能不能请刘教授具体谈一谈，如果投资人要重点关注哪些?是不是在下一轮股市中，我们还值不值得再去投资呢?
刘纪鹏：这个问题涉及到股市了。其实在资本市场上，大家的选择，一个是选择风险性的，也有是高收益，也有是选择安全性的。比如今后看国家电网上市今后是必然的大趋势。也就是说，国家电网虽然有垄断，自然垄断这个属性。但是它的价格，它的基础性，谁都得走这条路，谁都得过这个网。
所以，它非常稳定，而且一旦核定出价格来，就是它的成本加利润。很多的社保基金，一些国家的储备基金就可以买这样的板块的股票是最安全的。
其次呢，刚才曾教授提了，随着国家电网搞特高压迅速扩张，现在线路已经很多了，而且已经冲出了中国，走向了世界。基本上分布在亚洲、欧洲，美洲。在这种背景下，整个特高压产业链是垄断的。一旦这个产业被中国电力行业把握住了，很多的国际标准就得跟着中国走。因此，在把握住这个大趋势当中，我们的特高压电网所带动的一系列电力的装备制造业也都形成了。所以有时候跟电力有关的，一个是高技术领域，电力的这几个科技板块，这个电科院，那个技术院。
再一个就是这个特变电工啊，就是设备。投资人都很清楚，哪些是跟国电，和电力有关的，这些都将大发展。而且在这个系统里面，中国的标准就代表着世界。因为这项技术目前只有中国比较成型并且能输出了。所以，大家在关注当中，一方面要考虑到改革。面对这种体制，刚才我们已经说了，电力改革这么艰难，大家到底在争什么呢?实际上争的是改体还是改制之争。如果是改体，就是拆分国家电力公司。拆了国家电力公司以后，大区之间的网区建设，运营都很复杂，都变成外部协商谈判。现在能统，但是国家电网要放弃售和发这是重要的。另一方面就是要改制，制是什么呢?主要是电价。现在这个电价是极不合理的。
所以，刚才曾教授说，下一步我们有五个具体意见，其中一个就包括电价。现在的电价，一厂一价，一机一价，都是发改委批出来的。所以，当初这十八年就争，到底是先改发改委。电价是整个电力改革的牛鼻子，都是你那儿批，怎么动啊。发改委带头的早期很多观点，我要先改体。什么体呢?就是国家电力公司搞垄断，加上一些市场，要把你拆分。所以，五号文在这种背景下，大家有的很满意，有的很不满意，我也是属于不太满意的。这帮主张改体的人认为没拆分国家电网，主张改制的人认为发改委主导这场改革，凭什么改革不能用自己身上革命，动刀子。为什么就非得守住电价，每个电价都得是你批。所以，这个电价你批多少钱，你就能赚多少钱。所以它的运行局管着上网小时数，我们一年是八千多小时吧。
曾鸣：一年自然小时是8700多小时。
刘纪鹏：一年8700多小时。也就是说自然小时里面，我要批给你运行，你这台机组上网的小时数也决定着你赚多少钱。你上四千小时还是五千小时，还是三千小时，这些都得去审批。所以我跟曾教授为什么非常合得来。第一，对整个电网的发展趋势，就是改革不能为了拆分而拆分。如果拆分会带来一系列的麻烦，那么我们也为了拆而拆吗?我们的目的是给国家，给消费者提供稳定，质优价廉的电力产品和服务。打破垄断不是目的，是手段。
而同样，我们也都觉得改制的电价改革太慢了。曾教授这一轮仍然是参加电力改革，我则参加国企改革，资本市场改革多一些。估计快的话，也就是十天半个月的话。慢的话，也就是在八月份，大家对于电力改革在九号文背景下的一些实施细则，包括电价改革都将推出。包括发电可能也能参与一些售电吧，也在谈论。电网可能以后在延伸售电当中，一方面它要让出一些售电的功能。另一方面，他是不是也将参与。到时候都将揭晓。
曾鸣：刚才关于刘教授谈到的改体改制的问题。他说改制最主要一个是价格机制，我非常同意。这么多年来，我们刚才说电改总是不如意，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价格机制。但是现在我想补充说点什么呢?电是个特殊商品，有特殊性。因此这个特殊商品的价格有特殊性，不是普通的商品的价格，因此很难。这一步呢，马上五个实施意见要出来，其中有一个是针对价格的。
我想说明的是什么呢?我们多少年来，由于电力是个特殊商品，它特殊在普遍服务。通过交叉补贴，实现普遍服务，这是各国都这么做的。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国家表现更加明显。这种普遍服务，通过交叉补贴。交叉补贴是什么概念?就是不同类的用户，价格不一样。高电价的用户，我们把他的电费收上来以后，实际上很大的一部分比例是补偿给那些低电价的用户的。以此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普遍服务，是这么做的。现在改革来了，价格要逐步逐步地向市场机制过渡。要想向市场机制过渡，刚才说的那种补贴，就得逐步地减少以至最后取消。但是，这个东西可能是个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还要很长时间。
因此，我们这次九号文提出，叫做“三放开”，除了国家要调解的那些环节之外的那些经营环节的价格才能放开。但是这个有个问题，过去我们是靠高电价补低电价，现在我们有一部分要走向市场了。人家走向市场就要说了，供电商和用户直接见面撮合的量和价了。那批原来靠人家补贴的这批用户怎么办?那么，这就是这次电改要配套的。这个怎么办?当然这个有办法，根据国际经验，根据中国情况，是有办法的。但是绝对不是像过去那样，就是说没有市场价格机制。比如说国家专门有转移支付，还是通过税，通过其他的方式，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在市场上的交易，应该是既然进入市场，量和价就应该让市场供需双方成交。
记者：好的，我们再次回到《大船掉头》这本书。我们想请刘教授总结一下，为什么您用这四个字来概括中国的电力改革呢?
刘纪鹏：今天我请曾教授来，也是我的这本新书第一次面世，题目叫《大船掉头：电改18年的反思与展望》。这里面实际上我们前面都谈到了，电力作为国民经济的第一基础产业，就是中国改革的一个缩影。它在改革的推进中，一定要保持这艘船的平稳，逐步地探索掉头奔向市场化发展的远方，给人们带来质优价廉的电力产品和服务。我刚才在跟曾教授说，我说是不是描述电力改革，大概有四十多万字，可能也是第一本了。它的写法也很独特，这里面既包括电改谜团与巨轮沉没。就是当年的国家电力公司怎么就变成今天的电网公司了。当然也包括大船掉头与中国梦。因为电力改革就是中国的一个缩影。同时，当年我和曾教授一起，应该说是参与中国电力改革最早的学者。我们都是从96、97年开始的。这个期间，我当时也是国家电力公司的顾问。他当时的四步走战略和五号文之间，最后怎么就“一分为八”。一分为八当时是怎么分的，加上电监会，电力公司一部分人到电监会了，就一分为八了。这里面的争论，甚至我当时跟国家电力公司所有的副总，既包括现在大家说找不到的高严，也包括后来做我们水电部长的汪恕诚。所有跟他们的指导思想交流，在跟市场化结合当中这个演变过程。
当然了，最后也包括国家电力公司的整个拆分，怎么把它拆分了，那个方案也是我主笔做的。所以，尽管拿这个刀子，当时也很痛苦。但是整个的演变过程，以后到了五大电力集团。五大电力集团起步时候的起点的分家方案，这个书里也都有。当然了，我也最后在这种争论中，包括电价问题，电力法，电监会，就是我们说的早夭的国电公司和早亡的电监会，这都消失了。这个痛苦的过程当中，电监会为什么成立这么多年老是花瓶。它面对一个强势的发改委最终怎么落寞而亡。
这里很多的情节，包括很多重要的人物，从电监会主席，国电公司的老总都有描述。这本书也从金融和电的角度提出了，当我在考察美国南方电力和德国法国的电力之后。我看到了电力原来也是金融概念。所以世界各发达国家的电力期货交易所，马夹席位跟我们的股票交易所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的电力每年是多了少了，电荒一发生，国民经济的损失，这都是历历在目。是怎么造成的?如何做到科学预测，市场经济的办法。除了今天售电公司的组建，未来也要组建我们的电力期货，远期现货交易所。这样就把电力这个国计民生的产业，每年有两个高峰，一个冬峰，一个夏峰用电。每天一有，午峰，晚峰都有。所以这里如何消峰填谷，实现特高压电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这里面也都有涉及。所以，这本书我有一句话是，十年磨一剑。就是18年的参与和国电公司五年的相伴而行，也包含我自己在电力系统的各种情感。
我敢保证，都是真实的。尽管免不了有错误，重要的是，这场电力改革对未来的铁路改革，还有其他基础行业的改革。我想我这本书都将提出大船慢掉头的基础经验。也希望通过今天来和讯演播室，跟曾教授的交流，能让我们的投资人从股票的角度。我们的电力专家学者从电力改革的角度，当然还有我们从整个中国梦的实现，大船慢掉头的方法论的角度，都能来看这本书。也希望能够让大家有所裨益。
记者：最后我想借用刘教授书里一句话结束我们这期的访谈。“这是一本内行不敢写，外行又写不出的书”，我们希望和讯的各位网友更多关注电力改革，关注国企改革，关注刘纪鹏教授这本《大船掉头》，谢谢大家!
原标题：中国电力改革18年反思与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