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规划新建垃圾焚烧厂引发争议以来，一些人士在媒体上发声，将质疑的矛头指向了新发布的《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第二次修订版。
质疑：国内污染物排放值远高于国外数值，垃圾焚烧标准太低
回应：不能将标准值与排放数据比较，不同均值也不能直接比较
2014年4月30日财新网《垃圾焚烧脏不脏》一文比较了欧洲发达国家和国内垃圾焚烧有害物质的排放标准上限，认为国内污染物排放值至少是国外的数倍甚至数百倍，由此看出我国垃圾焚烧标准太低。
对于这种说法，笔者认为，比较需要在同一基础上。标准只能与标准比，不能将国内的标准值与国外实际排放数据进行比较。比较标准值时，需要考量检测单位，不同均值不能直接比较。
其次，氮氧化物的日均值、小时均值和半小时均值相距甚远，欧盟标准的半小时均值为400 mg/ NM3，与日均值有1倍的差距。烟尘指标也是如此，日均值是10 mg/ NM3，而半小时均值是20 mg/ NM3。
我国标准指标采用的是小时均值，如北京市的氮氧化物标准是250 mg/ NM3(小时均值)，显然要比欧盟标准400 mg/ NM3(半小时均值)要严。严格意义上说，不同均值比较时需要考虑转换系数，这个系数是多少还需要研究。
质疑：新标准缺少业界期盼的严格性，一些条款不具现实可操作性
回应：混合处置是真正的协同处理，应打破条块分割的教条主义
2014年6月5日南方周末发表了《垃圾焚烧新国标，难解燃眉之急》一文。其中一个观点是新标准明确入炉废物中不仅包含一般工业垃圾，还包含了经过消毒的医疗垃圾、污水处理厂的污泥，无疑加剧了生活垃圾焚烧厂污染排放控制的难度。
在发达国家，将与生活垃圾特性类似的工业垃圾与生活垃圾焚烧处理是常规做法，这是真正的协同处理，我国条块分割形成的教条主义理应打破。
医疗废物除了病菌因素，其化学成分与生活垃圾没有多大差异。实际上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与医疗垃圾焚烧厂相比，管理更规范，焚烧更均匀，烟气处理效果更有保障、污染物浓度更低。当然也无所谓增加前期监管成本，稍微务实一点，看一看现行的医疗垃圾焚烧厂，就不会提出这样的质疑。
国内一些机场也建单独的焚烧处理站。2014年6月18日，湖南在线曾发表《黄花机场垃圾焚烧炉浓烟恶臭味扰民 已使用25年》一文。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认为航空垃圾是涉外垃圾，外国人多，存在卫生安全问题，需要进行焚烧处理。今天看来，这样的想法显然是过时的，飞机上的垃圾与其他生活垃圾能有多大区别呢?单独焚烧处理，不仅成本高，而且因烟气没有有效处理，污染显著。
质疑：新标准没有纳入PM2.5、硝基多环芳烃等致癌物的监测
回应：指标纳入不是想当然，每项指标都要花钱并有合理理由
有人认为，新国标对于颗粒物的排放要求并没有包含大家非常关注的PM2.5，也没有硝基多环芳烃、多氯联苯、六氯苯、多溴联苯醚等致癌物的监测。同时，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的排放限值比2013年《山东省钢铁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中部分轧钢产业，和2011年环境保护部发布的《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还要宽松。
对于PM2.5、硝基多环芳烃、多氯联苯、六氯苯、多溴联苯醚等致癌物的监测，国外垃圾焚烧厂也没有这样的监测指标。纳入每一项监测指标都要花钱，这些都是纳税人的钱，如果要做，需要给出理由，并不是想当然。
2011年环境保护部发布的《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中基准含氧量是6%，而生活垃圾焚烧厂污染控制标准的含氧量为11%，这里
相差将近1倍，显然直接用数值比是错误的。
此外，还必须考虑不同设施的烟气排放规模。如果新标准中的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的排放限值与《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进行比较，显然严于《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质疑：二恶英和重金属检测频率低，且无监督性监测
回应：烟气常规指标检测和飞灰的检测等可间接反映焚烧控制水平
上述媒体的质疑还包括公众非常关注的二恶英和重金属排放问题，意味新国标在检测频率方面无法让人放心。一座常年运行的垃圾焚烧炉，每年的二恶英检测却只有一次，又无监督性监测(监督性监测是由政府财政出钱，环保部门委托或者招标检测机构进行)要求。一次的排放收集检测如何能代表常年的运行状况呢?
事实上，对于二恶英和重金属排放的检测不是靠增加检测频次来保障的，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就是1年10次也不能代表常年的运行状况。美国垃圾焚烧二恶英检测1年1次，瑞士是两年1次。其实，烟气常规指标检测以及飞灰的检测等都可以间接反映焚烧控制水平。
(作者为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
原标题：垃圾焚烧新国标真的比别人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