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位与刘汉相熟的人士对三联生活周刊记者说。与袁宝璟之战中，他以更为弱势的资金量打败袁宝璟，除了自己的胆识和手段外，也离不开中小散户的追随。但他逼得袁宝璟平仓后，看聚集的散户数量很多，又回头洗散户一次。“这是他受人诟病的地方，所以他没有朋友。”
金路前传
金路集团原名四川省树脂总厂，是德阳的一家市属国企。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国企经营普遍进入一个困境。“但德阳却说自己市属的预算内国有企业，7年无亏损。这是说大话，后来就惊动了中央。于是1995年，国务院领导就到德阳视察，是要看看德阳这里还有一方净土，居然还能把这样的企业做到7年无亏损。”一位知情人士对本刊记者说。
实际上，德阳的国企不亏损神话是靠“装出来的”。“当时他们采用的方法是把亏损的企业都装到盈利的企业里面。开始还有十几家企业盈利，亏损企业一装进去就都亏损了。比方说东方电工，本来是盈利的企业，一下给它装进了19个亏损企业，就把它也拖垮了。”一位曾主管德阳工业的官员对本刊记者回忆。上世纪90年代末，当他到德阳时，调研的情况与“李鹏总理去的时候不是一个概念，所有的市属国企无一不亏损”。
金路集团是这些靠谎言保持“不亏损”的国企中的一个。它1992年完成股份制改制，1993年在深交所上市，成为四川第一家上市的国有企业。在1998年前，由于利润连年增长，曾获得“川股第一股”的美誉。但1997年成功配股募集2.4亿元资金后，1998年中报就开始突然变脸，公司每股收益从上年同期的0.15元下降到0.01元，净资产收益率仅为0.48%。1998年披露出来的年报更让人始料未及，亏损1.2亿元。
金路集团的巨额亏损一方面是金路的产品受原材料成本影响很大，“因为金路的主要产品是生产PVC的树脂材料。树脂的原料是两种，一种靠电，还有一种靠天然气。金路的生产就主要是靠电力了，它的生产成本就是取决于电费。如果天然气价格便宜，电费贵，它的产品就没有销路了”。另一方面则是多年做假账的积累。据证监会的一则处罚公告显示，金路集团在配股前的1997年年报中披露该年利润为8014万元，经查实，虚增利润3415.17万元。不唯如此，金路集团配股资金的投向被多处挪用。
德阳市政府一开始想拯救金路的办法也是将业绩不错的企业装入金路，制造一个有业绩有利润的假象。“我刚到德阳时，德阳市委市政府的两个一把手找我谈金路的问题。当时他们市委的思路，就是把剑南春装进去，因为剑南春是四川省的五大名酒之一，有实力有钱。当时市政府已经准备下文了。”这位前任德阳市官员对本刊记者回忆，“但当时有两个障碍。一是隶属关系不一样，剑南春是个县属企业，是属于绵竹县级市的。如果要把剑南春拿到金路集团，就要从绵竹收到市里来，那绵竹就很麻烦了。二是产业类型也不一样，剑南春与金路不是同一个产业，也不在同一条产业链上的，它们互相是救不了的。除了把剑南春的利润装到金路集团里面，其他就没有复合性，没有关联，这样的结果就只能把剑南春拖垮。我当时觉得金路集团已经是个老虎机了，不停地在吃钱。”
借剑南春救金路的方案最终没有实施，但金路集团却越来越着急，除了普遍的亏损，这个企业还有一个大的硬伤。“当初为了上市，凑齐规定的股东数量，制造了一部分黑股票。就是根本没有这个股东，也没有这些股票，是伪造的，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当时四川的上市公司已经频频出问题被曝光，金路集团的事情如果再捅出来，就是雪上加霜。金路集团的几个人，于是三天两头跑来找政府，就说他们马上要露馅了，出大问题了。”一位知情人士对本刊记者回忆。
为了解金路集团的燃眉之急，四川一家民营企业三通集团被引进了金路集团。该企业进入一年内，没有再装入新的资产，金路在报表上扭亏为盈。但在金路刚扭亏为盈的时候，金路集团的第二大股东德阳市国资委联合其他股东，在当年的股东大会上实行了著名的“510”夺权事件——将第一大股东三通“请”出了董事会，公司控制权又回到德阳市国资委手中。夺权的理由是指三通并没有兑现对金路的注资承诺，并利用借款掏空公司。
事隔多年，关于夺权的真实原因众说纷纭，我们无法判断真假。但夺权的方式却颇受诟病。大股东失掉信任被取代，在公司治理史上并不少见，“510”事件之所以著名，在于政府动用了非常的行政手段。当日的股东会上，当地警方以“涉嫌经济犯罪”为由从会上陆续带走了来自三通的几位高层管理人员。这样的行为，是否突破了行政公权与经济活动的界限，在政府内部也是有争议的。“5月8日，也就是召开股东大会的前两天，分管工业的副省长和省委副书记给我打电话，说德阳市政府向省里报告他们要在股东大会上夺权，让我注意这个事情，随时汇报动向。省委的态度是不支持这样做的，因为市政府不能让警察去股东大会干这个事情。股东大会应该由股民来说话，怎么能派警察去呢?”一位德阳市前任官员对本刊记者回忆。
但两天后，金路夺权事件还是发生了，轰动了国内资本市场，也开了地方政府使用公权力驱逐大股东的先河。为何市政府坚持使用公权强力介入，一位当地官员认为“这后面是有一只黑手操作股市，有很多家属买了股票，然后就把股市弄得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从几元炒到十几元，这些人就发财了。当时我在德阳，就听他们这么跟我说”。可以作为佐证的是，2000年5月夺权事件同时，金路集团股价也从7元左右的历史低位起步并一路攀升，到当年11月底创下上市以来历史新高20.52元，股价在半年中上涨200%。
这段曲折的金路前传，对德阳市的投资环境影响很大。据一位当时在任的官员对本刊记者回忆：“以后的几年内，除了新疆特变电工(600089,股吧)德阳电缆厂的改扩建搬迁项目外，德阳市区基本上没有引进过大的投资项目。”而经济夺权风波后的金路集团很快再次陷入困境，刘汉自此开始入局金路。
入主金路
“510”夺权事件后，金路集团的高管职位进入一个动荡期。三通集团董事长艾欣离任，先是德阳市天然气公司的总经理李富荣出任新董事长，后因经济问题被查，化工局局长何光昶接任金路。但金路的经营一直没有什么起色，后来爆发了上万员工上街游行事件。刘汉在法庭自辩时提到此事：“当时，德阳的金路集团有1万多工人上街游行，外电说是20万人上街游行，要工资，他们要生活。政府没有办法，领导来求我，让我可怜一下这些工人。我提出免三年税收、把天然气公司给我的条件，就这样，我收购了金路集团，养活这些工人。”
但事实比刘汉的讲述要曲折得多。2001年，三通董事长艾欣转让手中的所有股份，退出了金路集团。但接盘的人并非刘汉，而是西藏珠峰(600338,股吧)的老总何冰。刘汉为何一开始并不自己进入金路，一位德阳市前任官员对本刊记者的解释是：“在这之前刘汉的名声太坏了。刘汉当时在德阳是不得人心的，他在德阳没有实业，跑到绵阳去，你就可以理解他在德阳广大干部心中是立不住的，所以他才跑到第三地区去发展。如果他当时就要在德阳来买金路的股权，肯定会遭到很多干部的反对。何冰是西藏珠峰的，他和德阳没有关系。所以他去拿三通的股权，我们就不会有太大警惕。”
据认识何冰的人告诉本刊记者，何冰是绵阳人，模样文弱清瘦，标志性的装扮是金边眼镜，名牌西服，还有泛着油光，梳理得一丝不苟的头发。他爱好女人和车，“但他很看不起女人，曾经说过对女人很轻视的话，刘汉都觉得他很过分，说他是素质的问题”。这位知情人对本刊记者说。
但从生意的角度，何冰是个不错的伙伴。他和刘汉经历相似，从小家境清贫，后来做贸易起家，并涉足资本运营。西藏珠峰也是资本市场初起时一只走势诡异的股票，甚至被炒股的人形容为妖股。何冰入主金路后成为控股股东，刘汉在市场上成为控市股东，两人一明一暗，炒作金路股票。据此前媒体报道，为了炒作金路股票，刘汉通过各种途径控制了十几个大账户和上万个小账户来运作金路集团的股票。2001年，刘汉从中国建设银行(601939,股吧)和光大银行(601818,股吧)共贷款11亿元，用来购买金路股权的流通股和其他股票。此后一年间，刘汉陆续投入了共计20多亿元。
尤其是2001年8月份，西藏珠峰收购丰谷酒业注入金路集团，这笔交易可以算是刘汉联手何冰，在资本市场上一箭双雕的样本。丰谷酒业是绵阳的一家绩优企业，刘汉出面与绵阳市政府谈好条件后，由西藏珠峰出面完成收购，再将其注入金路集团。通过这番操作，金路集团在投资者面前硬是表现出了净利润连续3年增长的形象，有利于控市股东出货。当然刘汉也没有亏待何冰。在2001年5月西藏珠峰购买丰谷酒业的时候，共付出1.07亿元，到了8月注入金路集团时，其价格已变为14916.08万元。大股东西藏珠峰也靠这笔交易套利4000多万元。
但这种一明一暗联手的方式没有维持多长时间，何冰就因参与赖昌星走私案事发入狱。刘汉通过股权拍卖的方式获得了西藏珠峰手中的金路股权。刘汉对此事的来龙去脉是这样叙述的：“何冰因为看好金路的高耗能产业，向我借款购买股权，进入金路。但不想后来珠峰突然出事，为收回借款，汉龙被迫通过官司形式，拿到珠峰持有的金路股权。”但一位德阳市前任官员告诉本刊记者，用股权拍卖入局金路的奥妙在于，既绕开了政府，也绕开了何冰。“我记得有一次在饭局上，光大银行的行长说，现在股权转让最捷径的就是到银行贷款。贷款时用股权抵押。最后还不了，银行可以把股权拍卖了。所以刘汉得到金路的股权，是通过光大银行拍卖的，并不是何冰自己转让给他的。”这是刘汉与自己的生意伙伴结下的又一桩恩怨。据说何冰后来对刘汉很不满，“出狱后到处告刘汉，说刘汉害了他”。
资金困境
2000年以后，四川省一位官员到阿坝州做书记，通过原来四川联合交易所的总经理孟庆山找到刘汉，希望他到阿坝州投资。“我们谈了半个小时，我当时没有答应。但后来，他再三邀请我去考察，药厂、水电站、旅游等项目。后来我去考察了，在十几个项目中选择了阿坝州药厂、黄龙电力、四姑娘山景区开发、九寨沟电力项目。”刘汉在自辩中说。
对官员来说，能够为贫困落后的地方引入资金，是颇为得意的事情。“这个四川省的官员就亲口跟我说，他把刘汉拉到阿坝、凉山去做开发。这是他的一个政绩。因为阿坝这些地方招商引资很难，他把刘汉找过去，算是一个很好的成果。”一位当地官员对本刊记者说。
刘汉是期待政绩的官员比较合适的合作对象。他懂得审时度势，在一些困难时候也不乏义气之举。甚至之前因为听闻他“涉黑”，而对他心生排斥的官员，在和他见面后，也没有很坏的印象。“我看到他本人后，印象也不是很坏。因为他不是那种青面獠牙的。而且2000年初的时候，他在官员面前表现得很卑微，我们开会说什么，他不顶撞，说什么他就听着。”这位官员对本刊记者说。
但要完成产业的拓展和开发，就不仅是听话那么简单。刘汉认领的多个投资项目，从赚钱前景看都不错。四姑娘山景区建成后，大概每年30万人次来旅游。选择水电更是跟上了国家开发资源的大势。“我看上了电源点，头100多万千瓦的电力开发很成功，赚了几十亿元的利润。在我开发前，那里的电力卖不出去，亏损的，电没人要，5分钱一度的电都卖不出去。几年后，全国开始缺电，我卖出了电力。”刘汉在自辩中如此陈述。
但开发这些项目需要的投资金额，远非传统产业可比。仅以建水电站为例，刘汉修建的四川毛尔盖电力有限公司装机容量总共40多万千瓦。预计需要投资30多亿元。但按照汉龙集团的资料显示，2002年底，汉龙总资产72.8亿元人民币，净资产39.5亿元人民币。这样的资金实力投入水电建设，可谓杯水车薪。
而刘汉使用得非常娴熟的股票融资手段，也在2003年遭遇困境。在资深的资本玩家手中，一笔股权至少有三种融资的功能——一是在股市上高抛低吸，炒作股价获利，二是向母公司借款，三是用股票向银行质押贷款。后两种方法常常可以在一笔股权上同时使用。但在2003年，利用股票融资遭遇很大困境。多年只为炒作套利的资本玩家们终于自食恶果。2003年11月13日，上证综指已创出了1307点新低。如果剔除2001年以后大盘股不断上市给上证综指虚增的水分，上证综指1307点仅相当于2001年以前800点左右的水平，实际已经跌破了1000点。中国股市进入最漫长的熊市，至今也未恢复元气。刘汉从股市上也很难挣到钱，他于2003年出让了投资控股的天风证券。
也在这一年，他手下的平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卷入了一场官司，被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冻结其所持有的本公司社会法人股1000万股，期限1年，自2003年10月16日至2004年10月15日止。这次官司导致法院先后冻结了该公司在工行广汉市支行及农行广汉市支行的账户，还查封了该公司国土使用权书项下的土地。平原实业基本上已经停止运作。
据起诉书显示，平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是刘汉获取银行贷款的一个重要平台。汉龙集团的办公室主任刘耕当时就平原公司所涉官司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没想到法院执行来得这么快，一下子就冻结了平原实业持有的股票，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入股中期
为了解决资金困境，刘汉甚至贱价出售了手中的水电站。2005年，刘汉卖掉了黄龙电力公司和两个新建水电站。此前，他曾想将其卖给堂兄刘沧龙掌控的四川宏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但没有成交，最后以近5亿元的价格卖给了四川汇日电力公司。这是一家外商独资企业，其出资人的注册地为英属维尔京群岛，法定代表人叫陈炜民。因为水电站是国家资源，不允许没有报批就私下买卖，这笔买卖事后受到四川省发改委的批评。
汇日电力买进两座电站不到两个月后，便以27亿元的价格转卖给大唐电力集团旗下的桂冠电力(600236,股吧)公司。一进一出22元亿的差额，使得此事被认为是刘汉利用水电站买卖进行利益输送的证据。
更能显示刘汉资金窘境的是在卖水电站的过程中，还曝出了“一女两嫁”的新闻。他在出售水电站前，已经将天龙湖等四个水电站的电费收费权委托给了北京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拿到8491万元。信托期限从2004年6月15日至2007年12月15日。电站的收费权本是电站资产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刘汉出售的是资产有残缺的水电站。拿到天龙湖公司的股权之后，桂冠电力不得不为讨回本应属于自己的电费收费权而奔波。
把手里的资源用到极致，反复抵押作为获取资金的筹码，是刘汉的融资之道。他套取巨额资金的最突出行为，就是入股中期公司。2002到2003年，刘汉借中国国际期货(博客,微博)经纪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机会，和堂兄刘沧龙一起，以宏达集团，宏达化工以及汉龙的名义入股中期。
在成都炒期货时，刘汉曾是中期公司的重要客户。“当初炒作期货时，他就已经对中期公司非常熟悉。他首先判断这个市场还是要起来的，期货公司能获得稳定的佣金。而且中期公司是中国期货第一品牌，中国有色矿业集团，中国电力都是中期的客户。他作为第一大股东会有很多无形价值在里面，能给他提供优质客户渠道。”一位熟悉刘汉的中期公司前高管对本刊记者说。但除了这个判断外，入股中期更对刘汉最有现实意义的是，成为控股股东后可以很方便地从母公司借款。
2002年4月至2003年4月，刘汉和堂兄刘沧龙入股中期，合计持有中期48.575%股权。从入股当年开始，宏达和汉龙就陆续向母公司有多笔借款，宏达集团和青岛宏达一度合计占用中期公司资金3亿多元，几乎占到中期公司注册资金的一半。汉龙集团入资只有100万元，却借款8000多万元，相当于用100多万元的入股资金，买到了一张超量的融资证书。
中国证监会和北京证监会因此多次向中期公司发出通牒：必须在2004年7月底之前解决大股东占用资金问题，否则中期公司年检不能通过，可能受到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营业执照的惩罚。中期公司面临生死存亡，小股东愤而联合起诉宏达和中期公司，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继明是代理律师之一。他告诉本刊记者：“当时大股东侵占小股东的权益的现象非常厉害，他们利用控股身份，不经过其他股东同意，就将钱拿走。还同时享有股份，又用股份去签担保协议，但小股东却无能为力。因为当时的《公司法》并不支持小股东控告大股东。之前有莲花味精(600186,股吧)、三九药业等案例，小股东都败诉。”
2005年，新的《公司法》出台后，北京高院一审判决原告小股东胜诉，宏达和汉龙后来都退出了中期公司。这个案子被称为中国涉案金额最大的股东代表诉讼案，也是中国期货行业股东代表诉讼第一案，赵继明将这个案例写成了一本书。大股东利用关联关系，掏空母公司，侵占小股东利益一度是中国资本市场上的顽症。这既表明了那个时代的很多企业家对股份制商业关系普遍的扭曲理解，也表明他们对职业经理人道德操守的漠视。“我们原本的诉求，还想将田源、刘沧龙、刘汉也作为被告，负责赔偿责任。如果成功的话，会对职业经理人的道德操守产生巨大的影响。”赵继明对本刊记者说。
广汉往事
位于川陕大道上的广汉曾经是一个重要的城市。它地处川西平原，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少有天灾，四川“天府之国”的美誉，就是指广汉、德阳周边的十来个县市。在倚靠农耕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年代，广汉占据着川内政治经济的中心，汉代就成为四川最古老的三郡之一。但到了21世纪的工业时代，缺乏资源优势的广汉发展步伐已大大减慢，城里充满了一个尚未进化完全的城乡结合部特有的喧闹：沿街商铺贴着用毛笔手写的降价告示，高音喇叭一遍遍重复播放着促销的信息，巨大的声浪与马路上高昂的汽车喇叭声交织在一起。城市的交通就像一团乱麻，汽车、摩托车、人力三轮车和行人，各自按照自己的方向和轨迹，杂乱地穿梭在并不宽阔的道路上。
在二十几岁前，刘汉就生长在这样熙熙攘攘的市井间。他的父亲刘章科曾是搞维修的空军地勤，后来转业到广汉北外中学。一位刘章科的老同事对本刊记者回忆，刘章科长得高高瘦瘦，举止温和，言谈间对社会有点愤世嫉俗——“好像他是部队上处理回来的，因此觉得自己经历坎坷。”但总的来说，刘家父母都是学校里和气老实的人。父亲担任物理老师，母亲则承包了小卖部，还看管学校的自行车棚，家境清苦。这位老同事还记得，有一年学校分教师宿舍，刘章科工龄最长，但分到的却是底楼背阴的一间房子，只有三十来平方米。
刘家兄妹五人，大哥刘健很早就出来混社会，在街上做些小偷小摸的事情。一位刘家的旧相识告诉本刊记者，有一年公安局“严打”，刘健躲进父亲在学校的宿舍，一个多月没敢出校门。还曾因为欠钱被人追到家里，打得下跪。弟弟刘勇在北外中学时就已经是学校霸王，高一即辍学，在街上做点卖冰棍的小买卖。“这些事情或许对刘汉的刺激还是比较大，他一直有要出人头地的心理。在几兄妹中，他父亲对他的期望也是最大的。”
上世纪80年代，对身处小县城的市井阶层孩子来说，最正当的上升通道是读书。刘汉念完了高中。在法庭上，他自述高中毕业时，原本“花20%至30%的精力就可以考上大学”，但因为家里非常贫困而放弃。但据刘汉的高中同学向本刊记者回忆，刘汉学业表现其实并不突出，“学习成绩中下，也不是努力读书的样子”。他给同学留下更深刻的印象有两个：一是讲义气，为一些不爱学习的学生充当“军师”的角色，“因为他哥哥操社会，他会用这层关系在社会上帮找人打架，但他自己不打”。成年后的刘汉身高1.80米，在同代川人中算是比较好的身材条件。“他打中锋，是班上的篮球队主力，体育老师很赏识他。但在校队只能打替补。因为广汉有一个航校，校队有很多航校子弟，所以校队比赛时他上场的时间也不多。”这位老同学对本刊记者说。
除了篮球，刘汉青少年时期还有过一次引人注目的表现。上世纪80年代，广汉被誉为“小香港”，娱乐业非常发达，街上流行带有赌博性质的游戏机。“刘汉自己买了一台翻牌机在家里研究，后来再去街上游戏厅打，他打的分数折成钱相当于十几万元，游戏厅老板根本赔不起。这次他打出名了，后来再去街上游戏厅玩，老板也不敢收他的钱，给他发包烟，泡杯茶，让他白打着玩。”
但刘汉的志向显然不止于有这点一技之长。翻牌机上的一战成名，显示出他具备在短时间内了解一种赌博游戏规则的能力——刘汉日后也淋漓尽致地运用了自己的这种另类天赋。
参军是县城普通年轻人去外面闯荡的另一条道路。刘汉一度被同学认为是参军的热门人选。“高中毕业时，他参加了招飞行员的考试。我们都以为他可以，他个子高，又经常打篮球，看起来身体不错。但是没想到第二关在温江招考时被刷了下来，另一个当时我们并不看好的人反而考上了。这件事情或许对他来说是个挫折。后来他跟我讲起这件事，说父亲原来的战友在空军里已经军衔不低，如果自己考进去了，前途应该是很不错的。”一位刘汉的高中同学对本刊记者回忆。
进军绵阳
从绵阳市区往北，过汉龙大桥，有一个三江汇流后环抱出的江心岛。江水分流处，一水径直急湍南下，岸线平直，一水向东蜿蜒围合，江水宁静。岛上是绵阳市早期高尚生态楼盘的代表——小岛花园。第一期项目建成出售时，比绵阳市平均房价高出不少，一度被当地人认为是绵阳的富人区。这也是刘汉离开家乡广汉德阳后，在绵阳拿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产项目。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刘汉擅长的资本运营遭遇挫折。在玩家们近乎疯狂的博弈下，中国资本市场初创不久就几乎面临崩盘的危险。1995年327国债事件中，国内规模最大的一些机构投资者均参与其中，甚至导致有相当规模和声誉的证券公司一夜间破产。国家于是决定清理整顿期货市场。全国50多家期货交易所，最后只留了十几家。四川联合期货交易所也于1998年申请转为天风证券公司。嗅觉敏锐的刘汉当然早就看到了这个大势，转投实业是不得不做的转型。在家乡德阳因为涉黑传言受到“抵制”后，他转赴绵阳找到了自己的机会。
这里的政府似乎没有德阳政府对他的那种“成见”。当城市的河堤经常泛滥需要修复时，他们找到了刘汉。刘汉在自辩中回忆这段往事说：“政府多次找我，我提出可以修河堤，但要围出地来归我公司。”这是刘汉最早进入实业的路径——以出钱帮助政府修市政工程，换取可供开发的土地。河堤修好后，围出来的约300亩土地给刘汉开发。在那块地上，刘汉开发了益多园小区。
小岛村位于绵阳的三江汇流处，每年洪水冲积而来的肥沃泥土，使这里非常适于耕种。小岛村曾经是绵阳市著名的蔬菜种植基地，供应绵阳大半个城市的蔬菜。开发小岛村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绵阳市政府“扩大绵阳城区，提高城市水平，完善城市功能”的一个布局。但财政拮据的政府没有钱做拆迁安置，于是希望利用社会资金。“当时是市长搞了测算。1平方公里拆迁安置价格是1.2亿元，谁都可以来，谁有实力就给谁。现在看1.2亿好像很少，但那个时候这笔钱很大的，不是所有开发商都能做的。”一位绵阳市的前任市领导告诉本刊记者，“最后有两个人都出到了1.28亿元，刘汉是其中之一。当时市里有个资金分析，认为刘汉更有资金实力一点，而且他要做这个事的态度更坚定，所以最后就给了刘汉。”
当刘汉在咸宁看守所回忆起绵阳这段经历，仍然充满感激之情。他告诉律师张青松，一位绵阳市的前领导在他的早期建设中帮过他很多忙，是他非常敬重的人，甚至视这位老领导为自己的父亲。后来自己发财了，给他送过几次钱表示谢意，都被他骂了出来。当本刊记者联系上这位老领导时，他这样解释当时对刘汉的帮助：“那时候官场的情况很多，我是科研单位出来的，办事比较实在，说话和气，态度好。因为正是改革开放发展期，共产党有个政策招商引资，招商亲商，要跟商人搞好关系，做好服务，所以当时能办的事情只要没有大问题都给办，我也不跟他提什么条件，或者搞一些交易。”
今天再看刘汉在小岛村项目上的付出和所得，或许能略微理解他的感激之情——政府不仅选择了他，而且在项目上有相当大的让利。据1996年10月市政府召开的《小岛开发建设有关问题会议纪要》显示，市政府为了探索绵阳成片开发土地的路子，给平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发小岛多项优惠，包括缴纳1.28亿元征地拆迁安置补偿费后，即获得小岛土地建设权。按规划修建小岛防洪堤，以抵缴土地出让金。免缴商业网点建设费，减半缴纳解困资金，减半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缓缴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小岛内所有投资项目正式营业后，所得税免二减三(两年全免，三年减半)，并要求市区有关部门要从促进绵阳城市建设发展高度，密切配合，大力支持平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小岛开发建设。“其实就是政府没钱、迫不得已变相卖地了。”一位前任官员对本刊记者说。
到1997年，当政府要进行一些标志性的市政项目建设时，汉龙集团已经成为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这一年，绵阳市筹建机场。这是个后来有很多争议的建设项目。支持的人认为绵阳应该尽快进入航空时代，为将来的快速发展做好交通布局。反对的人则认为一个西部的二线城市在上世纪90年代修建机场，完全脱离了这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城市发展的“大跃进”。
尤其对当时政府的财政状况来说，修建机场确实是相当超前的决定。“当时建设机场的预算是国家发改委民航总局批的，预算好像是调了两次。立项审批时，要报得低，国家才能审批下项目来，后面再增加投资。绵阳机场建设一开始报的是3.9亿元，各个施工单位最后报过来的决算是10亿多一点，审计局审减了一亿多，最后批下来8.9亿元。”一位绵阳机场建设局的前领导对本刊记者回忆。
对财政捉襟见肘的市政府来说，如何组织资金是个大难题。“修机场的钱一是绵阳财政拨款，二是银行贷款。韩国政府给我们援助性贷款1.2亿元，还从工商银行(601398,股吧)贷款1.8亿元。我记得绵阳市为了修机场，全市500万人，每人还投了几元钱。”这位前领导回忆。除此之外，垫资是所有要想参与机场修建企业的先决条件。“施工队伍都要自己带资过来，修到一定程度，绵阳政府再组织资金。我记得施工结束后，还欠施工队3亿多元工程款。当时是认账不赖账，就是没有钱给。”
汉龙集团也参与了绵阳机场建设的竞标，但留给它作为的空间并不多。“机场建设工程分为两部分，一是机场主体建筑候机楼和跑道，另一个是机场土方工程。前者因为涉及专业技术，当时的民营企业尚不具备如此专业的技能，由两家专营的国营企业做了。只有土方工程由大家争夺。”据这位领导对本刊记者回忆，招标一开始至少有一二十家企业来报名，但看到要垫那么多钱，很多公司就放弃了，最终机场土方工程中标的是7个公司，大部分是有国企或者军方背景的企业。比如中铁十三局、中铁十四局、中铁十八局，还有成都空军九中队……汉龙是中标的三个民营企业之一。虽然土方工程只是挖土填土的简单机械工作，“但是也有技术要求的，比如含水量、压实量等等，都是有严格要求和检查的。而且这个工程量大，占机场建设50%的投资量，大概4亿元多一点”。
绵阳机场在2001年建成通航初期，航班飞飞停停，很不稳定，客流量也始终在十几万人次徘徊，一度处于严重亏损的困境。施工企业的垫资迟迟不能归还。“我记得2004、2005年一分钱都没有给，到2005年底，还欠汉龙集团800多万元工程款。2006年底2007年初，很多施工单位组织员工穿着统一的背心，上面印着‘我要工钱 我要吃饭’，到市政府静坐，市政府不得已找来机场的人去解释，保证欠的钱一定会分期还，让各个施工单位把人都领回去。其中去静坐要钱的就有汉龙集团。”这位机场建设局的前领导对本刊记者说。
虽然单从利益看，参与修建绵阳机场并没有太好的收益，但此时的刘汉已经与家乡官员眼中的刘汉有天壤之别。“那时候参加市政府会议，讲到经济发展、企业发展，每年年终都有统计报表，包括纳税情况、产值情况都有排名。汉龙集团当时在民营企业里应该排前三名。而且他扶贫、建希望小学、捐款，对外那一面非常光鲜亮丽。”这位老领导对本刊记者说。
氮肥厂
广宇化工如今看起来是个萧条的地方。它位于远离广汉市中心的东西大街上，车辆行人稀少，商店和住宅区也不多。拉货的大卡车在坑坑洼洼的地面上进出，扬起一阵阵灰尘。机械设备锈迹斑斑，转动时发出震耳的噪音。除此之外，厂里就没什么生气，四下无人，只有传达室里站着两三个人，不言不语地看守着大门。
1985年，当刘汉进入这里成为一名普通工人时，广宇化工还是一家国营企业，名叫氮肥厂。在广汉三家知名的国营企业氮肥厂、电力厂、磷肥厂中，氮肥厂效益最好，广汉市的工业局局长大都出自这个企业。2000年左右，因经营陷入困境的国企改制风行全国时，氮肥厂也实行了产权改革，国有资本退出，终结政府与企业的行政、经济关系，解除原国有企业职工的身份。彼时，已经掘得重金的刘汉还回来买了一部分股份，不过那已是后话。
现在看来，进入氮肥厂可以说是命运留给刘汉过平常安稳人生的最后一次机会。刘汉也颇为看重“国企”这个称号。他的一位前同事记得进厂时填招工表，“表上原来写的是国营全民制招工表，但被一个章划掉了，改成集体所有制。刘汉当时就对人事科的人说，咋回事呢?直接是国营广汉化工总厂就对了嘛”。
这是采访对象在深夜特意打来电话补充的回忆细节。如何认识今日站上被告席的刘汉，如何理解他庭上的眼泪以及自辩与公诉书之间的巨大差异，可能是很多在不同时期和他有过交集的人，或多或少都思考着的问题。“他当时的表情和说话，我现在想起来还历历在目。我感觉他有一种很强的等级观念。”这位前同事对本刊记者说。
虽然当年的刘汉很看重“国企”这个称号，但他似乎并不珍惜这份工作：既没有认真学手艺，也没有表现出后来被广为流传的联络人际关系的特长。一位老同事对本刊记者回忆：“当学徒的时候，我们出门都负责扛工具，他是师傅扛梯子，拿工具，他空着手走，当时是我们厂里一景。”他表现得与广汉街头那些精力过剩但又不知道出路何在的年轻人一样，泡茶馆，带着录音机去郊外跳街舞，没正经逗逗女孩子玩。“他当时就无聊到这种程度。有一次在车间搞维修，有个女工说‘我最不爱过夏天，一到夏天我就喜欢流汗’。他就接话说，‘咹，你喜欢我啊’。”
老同事评价氮肥厂期间的刘汉“就养成了一种公众人物的味道，喜欢高调”。他做过一件当时看来很荒唐的事。“厂里搞人大代表的换届选举，安排候选人，他买了一条红塔山，许诺投他一票，就给一根烟。当时我们一个月工资才30多元，一条红塔山要100多元。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是不可能选上的，但他就敢花这个钱。”从刘汉后来的经历看，这并非纯粹的玩笑。一位在刘汉发迹后与他有过接触的官员对本刊记者评价他“是有政治野心的”。
刘汉的第一次婚姻娶了当时广汉工业局副局长的女儿，花了几万元包下城里最高档的歌舞厅举行婚礼，这在当时是非常风光高调的事情。如果刘汉继续留在化工系统，这门亲事对他的前途应该有所帮助。但从氮肥厂一个薪资微薄的工人起步，显然不是刘汉甘心经营的事业。一位老同事告诉本刊记者：“他在氮肥厂两年半，旷工就旷了一年多。他以为单位不敢开除他。因为当时开除一个人，厂里要给民政局交钱，但结果还是把他开除了。”1986年，刘汉离开了氮肥厂，也自此离开了平定安稳的传统人生道路。
进军矿业
从四川前往凉山，要翻越一大片山脉，学名大相岭，但古往今来的行路人给它取了一个更贴切的名字：泥巴山。本刊记者去的时候正是阴雨天，万壑群山间云蒸雾绕，更增加了与世隔绝的神秘。小块的菜花田，像随意泼洒的黄色颜料，隐现在浓重灰蒙的雨雾和山色中。山与山之间，已经用一条高速路相连。路上有世界最高的钢构桥墩，主墩高达186米。云雾湮没了桥身，远看汽车如飞在云端。还有世界第一的深埋隧道，全长10.04公里。这个数字被做成路牌，骄傲地标志在隧道洞口。高速路开通的第一天，据说有140万辆车上路。在人们眼里，它不仅是一条道路，更是一道蜿蜒在崇山峻岭间的景观，与道路两旁浓郁的原始森林一起，构成了原始与现代的绝佳对比。
通过那条世界第一的深埋隧道后，眼前的风景大变。当时虽然是暮春三月，但山脊枯黄，植被稀少，黑色的矿渣和碎石从山沟间流淌下来。红色的岩石沿江而列，露出一线笔直齐整的被江水浸过的白线。这样看似贫瘠的山体里，却隐藏着巨大的财富。范晓是四川省区调队的高级工程师。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他和同事们就为探明四川的地质构造和矿产分布，在严寒酷暑中走遍了川内的山山水水。范晓告诉本刊记者，四川因为地质构造复杂，富含金属矿，钒钛铁矿都有很大储量，如今国际市场上需求量非常大的稀土，也是四川西部的重要矿产之一，控制了世界上稀土资源的一半。凉山、甘孜等州则以有色金属矿为主，这里有几条重要的成矿带，铜、铅锌、金银的储量都相当丰富。
矿业蕴藏的经济能量是无可比拟的。一个大矿甚至能催生一个城市。攀枝花市就是在一个大铁矿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今已经成为川西南的重要城市。从矿产的蕴藏量来说，隐藏在凉山州群山中的财富也并不逊色。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众多开发者纷至沓来。刘汉也是其中之一。从2000年中期以后，矿业成为刘汉的重要产业，凉山州是他布局矿业的重点地区。在集团提供给本刊记者的产业布局资料里，汉龙拥有位于四川省凉山州木里藏族自治县梭罗沟金矿的采矿权，初步探明的金矿储量为200吨，远景储量达到300吨。四川汉鑫矿业发展有限公司拥有位于四川省凉山州德昌县大陆乡稀土矿的采矿权，经探明，矿石总量为2000万吨，平均品位达3.88%，开发潜力巨大。
倚靠这些矿产资源的估值，汉龙的资产数量在短时间内有了翻倍的增长。2002年底，汉龙总资产72.8亿元人民币，2010年，总资产超过200亿元，到案发前，估算的资产价值已经达到400亿。但和这些开矿者成倍增长的资产相比，矿产资源地的变化却很小——没有建立起什么值得一提的城市，当地原住民的生活也并没有因矿产有多大改善，有些地方甚至更坏了。在凉山州矿产开发的过去几十年里，矿产的资源拥有者、开发者、管理者建立了一个资源争夺和买卖的经济网络，却没能建立一个持续合理分享财富的社会网络。富有矿产的地方，在付出资源的同时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发展，只是随着资源的枯竭，留下一个被挖空的山体。那条破开丛山的高速公路，更多是加速了外部世界对这里资源的索取，加速这里成为工业社会的消耗品——这是本刊记者在前往凉山州，了解凉山甘洛县矿产开发史之后的感受。
甘洛县是凉山最早进行矿产开发的地方。这里的铅锌矿储量很大，铅锌资源曾占全国储量的1/10强，被称为“铅锌矿之都”。上世纪80年代，甘洛曾经因为开矿成为凉山州最富有的县。但随着财富的增加，政府管理失衡，腐败与矿难齐发。2004年被强制矿改，清理原来的大小矿主，矿产资源拍卖给了几个大的集团。但矿改的利弊很难一概而论，但它也没有完成建立一个合理分配财富的任务，如今的甘洛县又成为凉山州最穷的县城。这个贫穷周而复始的故事里，也有刘汉和堂兄刘沧龙的身影。
在矿改背后
沈支铁是甘洛县的老县长。虽然已经年过七十，仍然精神矍铄，头脑清晰，两道浓眉乌黑飞扬，非常有气势。在当地人口中，这个奴隶出身的彝族汉子有着极其聪明的头脑和百折不挠的性格。他是最早推动甘洛县开发矿产的人。1983年，他从县公安局局长调到政府当县长，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财政危机。当时甘洛县仅靠农业，一年财政收入205万元，国家补贴960万元，但各项支出需要1300多万元，想搞公路、水电、城镇基本建设都没钱。“当时就想找钱是主要的，其他都是次要的。”沈支铁对本刊记者回忆，“一开始想砍树卖，但觉得不是长久之计，后来有人告诉我山上有矿，已经有私人在挖矿。我去看了看，是从山顶的平面上往里掏洞，只能挖几百吨。我觉得这样小打小闹不行，但政府、集体都没钱。于是我带着7个人去北京，找中央民委主任。他给了我20万元，让我再去找五矿集团。五矿当时不接待我们，说只对省城，不对县城。后来再打听，英国有一个冶炼厂在北京设了办事处。它愿意跟我们合作，说它出资金技术，负责产品销售，我们只提供资源和地方上的手续。”看起来这是个不错的协议，但当时产品出口必须要经五矿，沈支铁只好再去找五矿，仍然吃了闭门羹，“五矿集团说，只有四川省进出口公司才有权利跟他们谈”。
就这样在北京来来回回跑了一个月，一无所获的沈支铁回到甘洛，“决定还是像毛主席说的自力更生，自己想办法”。甘洛县政府于是出了一个文件：除了县长、县委书记没资格，其他不管任何身份的人，都可以引进资金、技术、人才来开矿。外地来开矿的，优惠矿产品40%——挖出100吨，60%统一收到县的矿业公司，剩下的40%归开矿者。为了鼓励开矿，还要求三天办证——开采证、税务登记、工商营业执照必须在三天内帮开矿者办下来，超过三天就要局长免职。
经过这样的动员，有来自15个省市自治区的1万多人来甘洛投资开矿，光拉矿的马车就有500多辆。“大街上人来人往，热闹得很，铺子也通宵达旦地做生意。”但沈支铁的目标不止于此，“卖原矿相当于给人当奴隶，我们还要搞冶炼”。同样在他胆大包天的步调下，甘洛县迅速建起了16个冶炼厂、18个洗选厂、4个电解厂，产品价格由原矿的每吨1000多元，增加到精加工品的每吨七八千元。“收税就可以收四次。”沈支铁颇为自豪地说。
甘洛于是一跃成为全州最富有的县城。但好景不长，完整产业链的后果是当地严重的环境污染。当地人告诉本刊记者，当年矿山中间的甘洛河水是黑色的。而矿山财富滋养出的贪欲也越来越膨胀，让矿山的管理开始越来越混乱。一位曾经在当地开矿的矿主告诉本刊记者，原来采矿需要省地矿局发的开采证。但到2000年以后，谁给县里地矿局交钱，就能获得开矿的资格，矿区的井洞由原来的200多个迅速增加到300多个。“大家都在打洞，打串洞渗水，2003年出了‘10•11’矿难，死了8个人。”
这是甘洛矿改的由头。2004年，四川省成立“甘洛矿业秩序整治工作督导组”，省委副书记兼省纪委书记李崇禧担任督导组组长。对甘洛的五大矿区进行整顿。政府要收回矿产资源重新拍卖。已有的井洞设备、机器、水管等等，按器物40%的折价还给老板。“我两个矿洞总投资800多万元，最后返还了不到30万元。”这位矿主对本刊记者说。他记得在签字离场那一天，县里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山上和公路上都有架着机枪，武警端着冲锋枪维持秩序。大大小小几百个矿的矿主戴上钢盔，穿着进洞作业的工作服，排队签字离场。现场录像在甘洛电视台全天24小时轮番播出。
“我们最不服的是，政府整顿矿山秩序，但经济损失由我们民营企业承担。这样的矿改是违反行政处罚法的。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一次性没收2000元以上或吊销营业执照，如没有履行告知义务，没有举行听证，其处罚没收是违法的、无效的。甘洛矿改整顿一次性没收4亿多元的资产，吊销300多个营业执照，既没有举行听证，还不准业主申辩。”这位矿主对本刊记者说。他和一些当年的矿主至今仍在申诉，要求退还当初被没收的财产。沈支铁也告诉本刊记者，矿改让很多矿主血本无归。他知道损失最大的是当地一个民营老板，损失2000多万元。
而刘汉和堂兄就在这一片狼藉的时机入局。2004年6月9日，甘洛6个铅锌矿探矿采矿权在西昌邛海宾馆拍卖，其中埃岱矿区创下了单宗拍卖的最高价——以1.01亿元为宏达集团购得。宏达集团的董事长是刘汉的堂兄刘沧龙。两人在生意上多次联手，相互参股，刘汉曾是宏达集团的第二大股东。
虽然成交价1.01亿元超过拍卖起始价近7倍，但在开矿者的眼里，这仍然是笔太划算的交易。“采矿就像赌博，有的买下采矿权，但可能一直探不到矿，每天就消耗成本没有产出。但甘洛拍卖的五大矿区全部都打到矿了，他们只需要开采，相当于直接从保险(放心保)柜里取钱。”这位原来的矿主说。而且，据一位知情人告诉本刊记者，拍下矿权后，宏达也没有支付价款，进入开采后才陆续付款，直到2009年宏达又把矿转手给别人，还剩一部分钱没有付完。这拿与转之间，刘汉与他堂兄又完成了一道资本积累。
那矿改又给甘洛留下了什么呢?2014年4月，本刊记者来到了甘洛埃岱矿区。时近黄昏，因为采矿而修起的埃岱大桥上没什么车辆行人，桥下浑黄的河水哗哗奔流，更显得两侧的矿山寂静冷清。山上还竖立着破了窗玻璃、无人居住的小房子，垮掉半边墙的矿洞口，被封住的断头路……自2004年矿改后，大部分冶炼和电解厂被取缔，几百个矿井被垄断在了宏达、豫光、株治等大集团手中。2007年，省里一位干部去甘洛考察，发现“当地财政从这些集团上缴的税收只有5亿元(原来允许开采时是数十亿元)”。
企业家
一辆色彩鲜艳的兰博基尼车门像两只翅膀一样抬起，刘汉下车后，将手中的车钥匙向后一抛，钥匙在空中划出一道十几米的弧线，掉入保镖捧起的双手中。这是刘汉2009年在云南宴请一位省级官员时的出场。这个场面给一位当时在场的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告诉其他与刘汉相识的朋友时，还忍不住赞叹这个出场“就像电影演的一样”。
此时刘汉已经是名副其实的矿业大亨了。集团在四川、云南、内蒙古等地广泛涉足铁、铜、金、铅锌、稀土、煤矿等矿产资源的开发，持有多个大型铁、铜、金、铅锌、稀土、煤等矿产资源的探矿权和采矿权，还进军国际矿业市场，在澳大利亚和美国都有斩获。一位曾比较熟悉刘汉的人士对本刊记者说，矿业是与玩资本一样。“资本市场的思维和做实业不一样，做资本是以利为准，讲究抓住时机的敏感性。做实业注重的是投入成本，做矿和做资本相似，有爆发性，因为地下的东西是看不见的。”
应该说，刘汉是一个布局高手。2003年他就和堂兄一起控股了有亚洲最大铅锌矿之称的云南的兰坪铅锌矿。2009年，通过捐助滇池治理，他成为昆明市的名誉市民，成为云南省委官员的座上宾。在那次像电影一样高调的出场后，他不无得意地请那位云南省委官员去试试他的豪车，后来被保卫处出于安全考虑阻止了。刘汉接着还用另外的方式表现了他的财力。据一位在现场的人士回忆，当天的宴会极尽奢华，所有食材都是从国外空运来的，一桌饭大概要花上百万元。
通过公益入场，成为接触高层的敲门砖，之后通过各种手段展示自己的资本实力，而这些都是为了获取特权的支持，特权是资源，资源就能撬动财富的放大。这就是刘汉熟谙的生意经。
这个时候，他在家乡广汉政界的影响力也已非同小可。一位当地政界人士向本刊记者回忆：“有一年市里开大会，广汉几大班子成员已经全部到齐，只有主席台中间的位置空着，会议迟迟不开。等了近一个小时后，刘汉姗姗来迟。他以省政协常委的身份在台上发表讲话，然后全场起立鼓掌欢送他离开。”
不仅在官场上有一席之地，很多专业人才被吸纳到他的企业里，也使他的政治身份和资产价值得到提升，而且“他在科学管理方面有他自己的想法，会给所用的人充分的信任”。一位曾在汉龙任职的员工对本刊记者说。以丰谷酒为例。当年收购丰谷酒业曾经是他资本运作的一个题材，但把丰谷收购以后，“还是在用心做的”。一位丰谷酒业的前高管对本刊记者说：“他聘请了一位新加坡的管理学硕士，后来这个人把丰谷酒业带到了销售30个亿。又从安徽酒业中挖来了一个营销总监。”
对这些来到汉龙集团的专业人士来说，刘汉给了他们相当的权力。“他不是什么都要管，比较能放权。因为他可能太忙了，管的事情太多，有的人可能两三年都见不到他一次，他几乎不来，厂里面可能一年都不会去一次。从某种意义上看，他还是比较大气的，比如说上百万元的项目，总经理都有签字权的。”
这是刘汉的精明处：“做哪样的事情用哪样的方法，他是分得比较清楚的。”他新收入的产业都由专业人士负责打理，家族里少有人在汉龙任职。除了二姐刘小平曾在供销社做过财务工作，因此进入汉龙担任财务总监外，其他几个兄弟姐妹都没有在汉龙任职。跟他关系最亲密的刘维，刘汉也只是给了他一个丰谷酒的代理。
这时候的刘汉，表面看就是一个正常的企业家，做着与他的身份相符的主旋律的事情：他让旗下每一个分公司都成立了党支部，他提倡抵制日货——汉龙集团直接管的公司有20多家，没用一辆日本车;在年会上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他还常常在星期六(002291,股吧)赶回家，陪14岁的儿子打篮球……
110事件
鸭子河堤是广汉一处著名的茶座聚集地，名为河堤，这个季节堤下河中已几乎没有水，裸露着碎石的滩涂上，生长着几棵绿柳。德阳是重工业城市，广汉因此得其余荫，这里有体量不小的石油钻采企业，还有不少的药厂。枯竭的河流或许是这个弹丸之地却能产出相当工业产值所付出的代价。
2009年1月10日，鸭子河堤上发生了一起枪案，三名茶客光天化日之下被枪击身亡。当天正逢110宣传日，几小时前，广汉警方的街头宣传活动刚刚结束。闹市枪案在当地掀起轩然大波，并惊动中央高层，成为公安部挂牌督办的大案。在德阳公安局的直接介入下，犯罪嫌疑人很快锁定，刘汉的弟弟刘维被认为是枪案的幕后指使而遭通缉。
被杀者陈富伟，据当地人介绍也是广汉著名的“操哥”，因与刘维积怨，扬言报复。据一位知情人告诉本刊记者，刘汉说自己曾提出给陈富伟100万元，调停他和弟弟刘维之间的积怨，遭陈富伟拒绝，2009年被刘维的手下枪杀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茶馆。本刊记者来到陈富伟家中时，老家旧址在一个多月前刚被推倒，只剩一片废墟。瓦砾周围尚存一点菜地，但星星点点的绿意旁边，是以威压之势合围过来的钢筋水泥楼房。他们家和村子的地全被征了做房地开发，以一人4万多元的价码，他们就和原来的土地完全脱离了关系。陈富伟的哥哥、弟弟都搬到了广汉城里，父母年迈，故土难离，就在和旧宅隔一条马路的院子一隅找了个临时居所。父亲82岁，戴着厚厚的眼镜，口齿思维已不太清楚。母亲一只眼睛半闭，她说是因为儿子死后哭瞎的一只眼。
和刘氏兄弟的出身颇相似，陈富伟也自小家境贫寒，很小时候就跟着哥哥出去卖米，做点小买卖，后来成为社会“操哥”，20多岁就已经在城里开起了西南商城、狂梦酒吧、零配件公司，还有卡拉OK歌厅。据说他与刘维的合作和积怨也是从这时候开始。陈富伟从20多岁起，三次入狱，在监狱中的时间加起来近20年。但吊诡的是，2009年，他第三次出狱后，并没有像影视剧中描写的那样，因长久与社会隔绝，丧失了在这个巨变年代生活的资本。却几乎分秒不差地跟上了这个时代的节奏，出狱后就接下了金鱼镇乡政府的围墙工程。据说这样的新生活来自原来江湖朋友的接济。新生活刚开始两个多月，他就被刘维的杀手枪杀在了鸭子河堤。
2009年1月10日，下午15点。陈富伟的哥哥陈富国非常准确地报出了这个时间。这天下午，广汉市的很多人都听到在鸭子河堤上的几声枪响。给人掏耳朵的李宝正在摆弄手中一排像手术刀一样精细的工具，突然子弹飞来划破了他的右臂，至今那里还留下了伤疤。而茶铺老板娘的生意因为命案发生，黯淡了两年。
熙熙攘攘的人群随枪声而来，陈富国也在其中。“我当时还想去看热闹。”他对本刊记者说。没想到看到的却是自己弟弟的尸体，满身是血，死状凄惨。和陈富伟一起喝茶的两个同伴也被击毙。停在河堤下的川V41111的黑色本田车被开走了，车上的貂皮大衣也没有了，钱物都没有了，遗物只退还了两个手机。
闹市枪案表现出了刘维让人难以想象的狂妄嚣张。陈富伟当时已经是公安局的监听对象，时任德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第三大队副大队长的刘学军因为和刘维过从甚密，此次也是该案的被告之一。他曾就此事说过，刘维太傻了，要是用公安局的监听，如果陈富伟身上有东西(可能指枪)，公安局就能把陈富伟办了。“我们当时私下都在说，这个刘维是不是吸粉把脑袋吸坏了，敢在大白天用枪杀人，他就是找人制造一起车祸，也不会有这么引人注意。”
枪杀案发生的当天，一位老街坊记得，已经被刘维控制的广汉有线台一直在反复播放刘汉在一个颁奖礼上的讲话。他刚被选为十大财经风云人物。刘汉则在准备为他的母亲摆生日宴席，一位与刘汉接近的人对本刊记者回忆：“那天他请客吃饭，让我先去。我们都去得很早，一起坐着看报纸，他笑嘻嘻指着报纸上登的枪案对我说，‘你看，广汉发生这个事情’。”
2013年，这桩命案成为中国官方宣布的中纪委介入调查刘汉兄弟的直接原因。刘汉究竟构成了一个怎样的权钱交易的黑社会，有可能我们了解到的，只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