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3月24日，施工中的浙江黄坛口水电站工地，罕见地驶来一辆乳白色轿车。车门一开，三名白皮肤、蓝眼睛、高鼻梁的外国人走了下来。工人们见了十分好奇，交头接耳起来。这仨“洋人”是谁?从哪来的?到工地干什么?话还得从头说起。
上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进入国民经济恢复期，浙江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制定三年建设计划，建设黄坛口水力发电工程项目在列。经华东工业部部长汪道涵批准，1951年10月1日，黄坛口水电站正式开工兴建。它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开工最早的中型水电站，被誉为新中国水电建设的摇篮之一。
经过一年半的施工，银灰色的混凝土大坝已横贯乌溪江江面。工地上人声鼎沸，机器轰鸣，一派欣欣向荣之象。就在那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1952年春夏之交，在大坝西面开挖山坡时，工人们发现西山的岩石特别松散，刮风下雨时碎石还掉落不停。这样的岩石基础怎能和坝头牢固地结合在一起呢!原来，施工前对西山的地质勘探并不彻底，只是靠以偏概全的推断来确定岩石基础是牢固的。结果令人失望，工人们把里层的岩石比作豆腐渣。
工程受挫，情况反映到浙江省委以及党中央，引起高度重视。1953年2月，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批示检查黄坛口工程。同年3月，在周总理的布置下，由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公安部、监察部等部委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会同浙江省委到工地检查，之后，确定工程暂停。
了解到西山的地质问题后，国内各路顶尖专家纷纷聚集到黄坛口。他们中有清华大学教授张光斗、施家炀，浙江大学教授朱庭祜，水利部治淮专家汪湖祯等。
当时有人提出，用混凝土把整座西山浇筑起来，但这样不仅会大大增加造价，而且在技术上也无把握。该方案被否决。有人提议，改变坝型设计，把左坝头设计成弯坝，接到下游露头的岩石上去。依据该提议，由时任工地技术员的我国著名水电专家、两院院士潘家铮负责计算“弯坝应力”。
时值中苏关系“蜜月期”，大批前苏联专家也来支援。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水电总局设立了苏联专家组。前苏联专家听说黄坛口水电站施工遇到问题，便风尘仆仆地赶到工地“会诊”。于是，便出现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
首批到来的三名前苏联专家，分别为著名的水工专家卡瓦利列茨、鲁赤金、库茨涅佐夫。工地上腾出最好的办公楼，铺上木地板，供他们休息。这座楼从此就叫专家楼了。
当晚，前苏联专家听取了技术人员的汇报，询问了一连串问题。夜深人静，专家楼里依然灯火通明。
次日一大早，前苏联专家实地寻找“答案”。山坡上没有路，专家们从一个山坡到另一个山坡，攀上登下。他们手持放大镜，仔细观察岩石纹理，不时陷入沉思。专家匆匆吃过晚饭，接着研究白天实地勘察的情况。
经过充分调研后，卡瓦利列茨提出建议，在西山加筑一道黄土堆石坝，以解决大坝接头和山体的稳定问题。同时，对滑坡区上部山体进行开挖削坡，以减轻重量，减少滑坡区的滑动力;滑坡区和黄土坝内设置完善的排水系统。1954年1月，燃料工业部水电总局批准了这一方案，局长钱正英批示签字。为此，“弯坝”方案被放弃。
1956年11月，西山黄土坝开始兴建。
前苏联专家西特尼可夫专程赴工地做技术指导。他在工地受了风寒，但仍带病工作。大坝建设，质量第一。1957年秋天，施工中的黄土坝却突然出现了几条裂缝，工程人员手足无措。如果挖掉重筑，得需要大量劳力和时间，还要耗费宝贵的建设资金。
专家塔洛夫闻讯赶到工地，经反复研究，他和技术人员得出结论：“秋老虎”发威，干燥的天气导致裂缝产生，不必挖掉土坝重填。
专家一锤定音，技术人员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可怎样弥合裂缝，人们心中仍然没底。
塔洛夫根据前苏联经验，提出了用黄泥水灌浆的建议。一试，还真管用，一条条裂缝奇迹般地消失了。
塔洛夫还彻夜不眠地研究土坝设计图纸，提出修改土坝设计，减少黄土填筑量两万五千立方米的建议，节约资金30万元。
黄坛口电站施工期间，到工地负责技术指导的前苏联专家不止这几人。据统计，先后有9名专家分批到工地进行指导。
前苏联专家们严守纪律，严格自律，曾有过中方管理人员设宴款待被专家们拒绝的轶事。一次，工地有关部门见前苏联专家兢兢业业，十分辛苦，决定设宴招待。待酒菜准备齐全，通知专家赴宴时，却被他们婉拒。专家们解释说，他们出席宴会，须提前半个月请示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并转告苏联外交部，经批准后方可出席。面对精心准备的丰盛酒菜，中方人员哭笑不得。
值得一提的是，1960年6月28日至7月2日，还有一名前苏联女专家到黄坛口电站调研设备消缺。当时，中苏关系已大不如前。这名叫拉乌德的专家是位水轮机设计专家，同机组制造厂商哈尔滨电机厂的工程师一起考察4号机组振动的原因。拉乌德原本打算拟出一个技改方案，但前苏联突然单方面决定召回全部在华专家，她便回国了，这一难题只好由中方自行解决。
斗转星移，半个多世纪过去，黄坛口土坝一直安然耸立着。前苏联专家精湛的技术，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吃苦耐劳的作风，高度的工作热情，处处为中国人民利益着想的精神，给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