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近日从财政部、农业部获悉，今年国家启动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综合治理工作，并先期在湖南省长株潭地区开展试点。
两部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举旨在加强耕地质量建设和污染修复治理，实现重金属污染耕地的稻米达标生产，对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环保产业协会重金属治理与土壤修复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刘阳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应该冷静、科学地加强系统设计，制订技术规范和验收标准，更重要的建立资金投入的良好机制。”
一问：“毒土地”面积超过2亿亩?
要治理先要摸清底细，我国共有多少“毒土地”?
由湖南镉超标大米事件，人们得知，湖南大量耕地早已遭受重金属污染。据媒体报道，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2011年10月份曾表示，全国3亿亩耕地正在受到重金属污染的威胁，占全国农田总数的1/6。
2012年，国土资源部年度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显示，全国耕地面积为20.27亿亩。据国土资源部统计，目前全国耕种土地面积的10%以上已受重金属污染。按照这一比例推算，受到污染的“毒土地”面积超过2亿亩。其中，无法耕种的中、重度污染耕地大致在5000万亩左右。
环保部文件显示，在对我国30万公顷基本农田保护区土壤有害重金属抽样监测时发现，有3.6万公顷土壤重金属超标，超标率达12.1%;2013年全国环境质量报告指出，12个国控地表水监测断面共出现22次重金属超标现象，其中长江和黄河流域重金属污染较重。
“实际污染的耕地可能比官方公布的数字更大。”近年来一直从事重金属污染治理及土壤修复技术研究的刘阳生说。
“863计划土壤修复领域”首席专家、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主任陈同斌介绍，所谓“毒土地”是指被重金属等污染的土地，从土地性质来看，分为城市建设用地和耕地;从污染源来看，主要分为重金属污染、有机物污染和放射性污染等。
陈同斌表示，在我国被污染耕地中有8成以上是重金属污染(主要是砷、镉、铅)，主要来自于采矿、冶炼的跑冒滴漏和固体废物堆存，及化工、电镀等其他污染源。“目前，‘毒土地’已经威胁到18亿亩耕地红线。”
根据中国水稻研究所与农业部稻米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发布的《我国稻米质量安全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显示，我国1/5耕地受重金属污染，其中镉污染的耕地涉及11个省25个地区。
“现在我国土壤污染比各国都要严重，日益加剧的污染趋势可能还要持续30年。”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潘根兴曾经说。
二问：“毒土地”治理有多难?
最近爆出的“毒土地”污染事故是湖南省石门县鹤山村的雄磺矿。1956年国家建矿开始用土法人工烧制雄磺炼制砒霜，2011年企业关闭，以致土壤砷超标19倍，水含砷量标准上千倍。鹤山村全村700多人中，有近一半的人都是砷中毒患者，因砷中毒致癌死亡的已有157人。陈同斌表示，“毒土地”的主要危害有三种，一是直接影响粮食产量和卫生品质。由于农药、化肥和工业导致的土壤污染，我国粮食每年因此减产100亿公斤。二是健康危害。他的团队通过调研发现，“毒土地”污染地区居民患病率、医疗支出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三是社会危害。“湖南‘镉米’事件发生后，很多人已经不敢食用大米。”陈同斌说，这直接影响了农产品的销售，甚至进而影响社会稳定和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危害很大，但是“毒土地”的治理技术却不成熟。
与大气和水污染相比，土壤修复显得更加困难。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苏德纯表示，不仅土壤污染危害严重，并且与一些有机污染物不同，土壤中的重金属无法降解，与土壤分离难度非常大，修复非常困难。
“我国环境保护工程中的大气污染控制、固体污染控制、水污染控制等技术，大多是引进国外成熟技术后消化使用的，但是土壤不一样。”刘阳生介绍，美国的重金属污染土壤大多受污染面积较小，受污染土壤体积较小，因此主要采取固化填埋的方式处理。“我国的耕地土壤修复，目的是恢复土壤的农业生产功能，满足农业的生产要求，这就决定了我们的产业技术是对污染物进行固化、稳定化处理。”
刘阳生表示，目前国内做原位化学稳定化的企业很多，但最大的问题在于很多企业添加的药剂配方不够合理，导致必须添加很多才能起到稳定效果，造成成本过高、改变土壤性质、植物减产等后果。目前从事该行业的300多家企业真正技术过关的并不多，这就是行业现状。
“土壤修复行业内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对于土壤修复工程没有统一的验收标准。目前采取的验收标准五花八门，加剧了市场混乱。缺乏统一标准，对行业的不利影响很大，因为标准决定了修复采用的技术路线，也决定了工程实施的成本。”刘阳生说。
一项修复工程完成后，通常需要政府验收。验收时，政府聘请的各方专家会给出专业意见，判断此项工程是否适合在当地大范围推广。但是，许多验收专家给出的意见并不专业。“很多地方政府聘请的专家并不是土壤修复方面的专家，而是其他从事水、大气、固体废弃物处理的专家。事实上，目前中国土壤修复方面的专家很少。”刘阳生说。
三问：治理费用超过万亿，钱从哪里来?
根据《全国土壤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十二五”期间，用于全国污染土壤修复的中央财政资金将达300亿元，包括受污染农田、城市“棕色地块”及工矿区污染场地。据了解，中央财政于2010年设立重金属污染防治专项资金，资金主要用于农产品产地重金属污染调查及治理，以及支持湖南、河南两省开展重金属污染防治示范。相关权威数据显示，今年中央财政对各地的重金属污染土地修复治理补助资金的预算数为37亿元。资金数额看起来不小，但能否满足治理“毒土地”的需要?
“目前我国的示范工程中，修复一亩耕地企业报价40万元，这只是中间价位。如何定价要涉及到农田里污染物的种类、数量，污染的程度以及修复要达到的效果。”刘阳生说。
目前，我国耕地土壤修复均属于“示范工程”，即由政府出资，涉及范围、面积较小，通常只有几百亩。“做示范工程的目的就在于测试一种修复方案在当地是否可行，是否有推广价值。”
刘阳生告诉记者，治理“毒土地”一定要冷静、科学，不能盲目冲动。首先要做的是对项目统一协调，目前有多个部门参与;其次是分类治理。在这些都做好的前提下，做好长期治理的准备。
污染土壤修复资金量大，钱从何来?
“即使按照最少每亩3万元的修复价格来计算，要修复治理中重度污染的5000万亩土壤也要1.5万亿元。这些钱让国家出是不可能的，只能吸引社会资本，但前提是国家出台什么样的政策去支持这个产业。”刘阳生表示。
对于如何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修复，刘阳生有两个想法：“若是污染场地修复，如一家废弃的化工厂，随着城镇化过程，其所在地成了城市核心区，土地价格会飙涨。如果政府在出让土地的同时要求开发商修复土壤，这是符合开发商盈利需求的，他就会为了利益而去修复土地，这种情况已经有不少成功案例。而对于面积更大的耕地修复，则是依靠大型农业企业进行修复。政府可以做中间人，将一片受污染的耕地集中起来，给农业企业几十年的使用权，但前提是必须修复好耕地后用作农业用途，原来的耕地承包农民可以采取入股方式获得收益。大型农业企业的优势在于能够提高土地的产出价值。”
而对于今后的重金属污染土地治理，刘阳生建议，一定要分清责任主体，“谁污染、谁治理，都希望政府全包是不现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