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曾表示，对于盲目决策造成环境问题的官员要终身追责。对于这个制度的落实，国家环保总局原副局长王玉庆认为应加强环保内容在官员考核中的分量，考核结果需公示公开，以便监督，并且要针对考核结果赏罚分明
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老环保工作者王玉庆认为，环境问题会成为议题之一，“我想，关于环保问题，三中全会报告在国家层面加强环保、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调整方面都应有一些说法。”
王玉庆从1978年起就调入国家环境保护部门工作，历任处长、司长、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期间，他还兼任过国家核安全局局长。
之后，王玉庆又调任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期间还任职国务院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11月5日，王玉庆在环境保护部办公室接受专访，针对目前公众关心的问题发表看法。采访中他表示，“环境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民生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大家都在谈城镇化，但城镇化中的环保问题却谈得少”
记者：从2006年开始，国家环保总局开始加快促进环保工作三个转变：即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现在来看，这三个转变是否都已经实现?
王玉庆：只能说正在转变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对环境保护工作，召开过一系列会议，下发过一系列文件，从认识上或指导思想来讲，包括提出的口号、目标，应该说都不落后。特别是跟我们的发展阶段相比，应该说是先进的，国际上刚刚提出些关于环保的新提法，我们很快就跟进。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就已经着手抓环境保护了。90年代，国际上提出“可持续发展”，我们很快就出台了“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
中央很多做法和提法都不错，但实践中落实得并不好。很多东西实际上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所以造成环境保护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并没有做到协调发展。有时候中央这么说，但下面各级各地方政府和各有关部门还各干各的。关于环境保护工作，光由环保部门一家来做肯定是行不通的。因此，如何把中央的意志变成全党统一的认识和一致的行动，这实际上是我们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表现。
记者：那如何才能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去解决环保问题?
王玉庆：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做好两个方面工作：
一方面，就是所谓的干部考核，政绩观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已经很明确了，就是干部考核不能“唯GDP”，如果由于决策失误，对环境造成严重影响的一定要追究责任。而且，还加了一句，要“终身追究”。
这些话很有分量，过去从来没这么提过，现在明确提出来了。应该说，中央主要领导对环境问题已经提得很多了，将这个问题拔得很高，说得也很重了，现在关键就是落实。
我认为，落实解决干部考核中的环保内容，有两条很重要：首先，考核的结果一定要公布、公开。公开了社会公众就可以看到，舆论就可以实施监督;其次，奖惩要兑现，该奖的都要奖，该罚的都要罚。
另外一方面，要加大投入。现在全社会的环保投入大概占GDP的1.6%。这离控制环境污染所需还有相当的差距。解决全社会环保投入不足，首先是各级财政要带头加大投入。实际上，各级财政的投入也没有到位。客观地讲，这也就说明我们的决心还是不够大。当然，这跟我们发展的阶段性也有些关系，比如说财政各方面都需要钱，并不宽裕。
但我们还是希望投入要与发展相称。并不是说一定要多少钱，而要跟发展能够相匹配，有一定比例还是必要的。例如，过去大规模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对GDP贡献很大，但是我们大量的出口主要是靠廉价的产品，而产品廉价实际上牺牲的是什么呢?牺牲的是我们工资水平，包括社会保障、土地廉价，另外一个就是环境。环境成本没有摊进出口产品中去，当然产品就便宜了。
记者：新型城镇化正在成为拉动中国下一轮经济的引擎，从环境保护角度，如何看待新型城镇化发展?
王玉庆：现在大家都在讨论新型城镇化发展，但是我发现，谈得比较多的还是关于土地如何利用，或是如何实现人的城镇化，或是产业如何发展等等，而谈环境保护的还是很少!
我个人认为，环境是城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撑条件，应该放在发展新型城镇化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对于大城市布局，人口在五百万到八百万以上的，环境问题就很难解决，付出的代价就会很高。
大城市发展以二三百万人口的规模为宜。鼓励城镇发展，首先就应该考虑周围的环境以及资源的承载力，不要等到城市发展起来，再搞南水北调或疏散人口等补救措施。到那时，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
“把任务落实到主要领导人头上”
记者：治理当下环境污染，是否有一个总体的思路呢?
王玉庆：治理污染问题，主要是三个大的方面：水、大气、农村环境。农村环境治理稍微复杂一点。但是每个方面都需要有所侧重。
从治理大气角度来讲，主要治理就是PM2.5。为什么是PM2.5呢?因为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污染指标，和各种污染物都有关系。PM2.5对人的健康也有直接影响，跟其他有些污染物的影响相比较来说更重一点，危害更大一点。
现在大家都在抱怨雾霾问题。雾霾的确有所增多，但并不像舆论炒作的那样。事实上，上个世纪90年代的北京冬天，比现在污染严重多了。那时候，冬天一供暖，家家户户都在污染，城市里到处冒烟，人们的领口都是黑的。二氧化硫污染很重，那时大颗粒比较突出，指数用PM10(可吸入颗粒物)和TSP(总悬浮颗粒物)来衡量。
实际上，过去也有雾霾，但是我们不知道，以为是雾天。现在我们开始检测并公开PM2.5数值，大家都知道了。
从我们现在几个常规的检测指标来看，比如空气中的二氧化硫、PM10、氮氧化物等指标，我们地市级以上城市，当然也包括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这十年来，尤其是近5年来，这些污染物都是呈下降态势。其中，氮氧化物下降得比较慢，但是其他两个指标则明显下降。比如扬尘，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比以前好很多，随着汽车保有量大幅增加，汽车尾气排放量增加，再有就是VOC(挥发性有机污染物)过去没有测，现在看来随着相应工业发展，包括民用、油品、装修、涂料等的增长，应该说对大气污染的贡献越来越大。
记者：最近，关于烹饪贡献PM2.5的言论弄得沸沸扬扬。你对此怎么看?
王玉庆：其实油烟是挥发有机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比如烧烤，它会让局部地区的PM2.5浓度非常高，吸入这些东西是绝对没有好处的。食品烹饪活动已被证实能够产生多种空气污染物，包括一些有害气体和微小固体颗粒，而家庭厨房里的煎炒烹炸也同样如此。
住在小餐馆周边的居民经常会对此提出意见。所以我说，这些东西(烹调)看起来好像在污染中比重并不是很大，但是它会直接危害当地人、局部人群的健康。为此，转变生活观念和消费模式也非常重要。
环境治理，要体现我们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方方面面应该到位。单独治理某一种污染物，可能效果都不会特别理想，所以还是要采取一些综合治理的措施。目前，一次污染物和二次污染物共同发挥作用，所以治理起来需要有一些比较具体、细致、周全的措施。政府、企业、社会要共同发力。
记者：最近，中央财政要安排50亿资金治理京津冀大气污染，大家对此都很关注。
王玉庆：这是中央财政拿出50个亿做专项资金，奖励京津冀地区治理好的地方。该项资金将以“以奖代补”的方式，按上述地区预期污染物减排量、污染治理投入、PM2.5浓度下降比例三项因素分配。本年度结束后，中央财政将对上述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成效进行考核，根据实际考核结果再进行奖励资金清算，并不像有舆论说的那样，是把资金直接下发到地方。
中央专项资金不直接发放，主要是为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以前，资金发到了地方，但是任务最后没完成。现在是先办事再发钱。
治理工作完成之后，是需要进行考核的。成立由地方省级政府及国务院有关部门组成的污染防治协作的领导小组，并由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牵头，如京津冀地区就是由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牵头。为什么是地方政府牵头呢?主要是为了明确地方政府的责任，把任务落实到主要领导人头上。由国务院分解目标任务给地方人民政府，并制定考核办法，每年由环保部组织有关部门进行督促检查，结果报国务院同意后向社会公布，并交干部主管部门去落实。
记者：10月末，环保法的修订案进行再次审议。其中大家比较关注的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限制过严遭质疑。
王玉庆：我个人认为(环境公益诉讼主体)应该扩大，但是也要有所限制。现在环保社团很多，要有序管理。
作为法律上的公益诉讼主体，要具备一定的资格，这样才能在法律上保证既有成效，又不浪费公共资源。不能任何一个人发现任何地方有污染了，就可以随随便便打官司，这样成功的概率很小，而且浪费法院的诉讼资源。
环境保护是技术性很强的，涉及取证等一系列专业问题，而目前，关于污染损害的鉴定问题，还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所以有序开展为好。 (记者/王全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