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历史上每一次能源革命都会带来一波产业革命，而抓住机遇的国家就能顺势崛起。在未来世界格局的演变中，因碳交易而催生的低碳能源革命，将成为新一轮大国崛起的核心要素。
曹宏，除了深圳能源集团副总经理这个头衔外，最近又多了一个身份——“卖碳翁”。
在中国首个强制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深圳碳排放权交易所的启动仪式上，曹宏代表集团分别出售一万吨配额给广东中石油国际事业有限公司及汉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成为中国“卖碳”第一人。
与此同时，除深圳外的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等六个碳交易试点省市的碳交易市场建设，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
碳交易试点工作快速推进的背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低碳能源革命——在气候变化和大国政治博弈的背景之下，碳交易这一新型能源市场不但延续着“煤炭-第一次工业革命”、“石油-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规律，更形成强大的产业助力，推动大国崛起的步伐。
争当“卖碳翁”
“碳交易这一新型能源市场的重要性，不亚于以往任何一种新能源的开发利用，甚至比现在喧嚣尘上的页岩气革命对全球经济影响更大。”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董小君对记者说。
国际碳市场是由人为规定而形成的市场，其强制性规则之一的《京都议定书》制定了全球及各国温室气体排放的上限。各国则基于此，给当地企业授权或出售有限额规定的排放许可证。在一定期限内企业排放量如超出许可的上限，就需要在碳交易市场上购买排放配额。如排放量低于上限，也可在市场上出售多余配额。
“工业对煤炭、石油的需求是刚性的，但随着各国迫于国际压力对节能减排作出承诺并签订协议，碳指标会成为凌驾石油需求之上的最高指标。”董小君指出，这好比给正在粗放使用传统能源的国家“刹车”，促使其开展节能工作，同时发展绿色、环保的新能源。
这一需求形成了巨大的市场——湖北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陶良虎向记者表示，2011年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规模达到1760亿美元。“与2005年的108亿美元相比，全球碳市场6年间增长了15倍以上，未来市场潜力很大。”
根据国务院参事、科技部原副部长刘燕华的预测，2020年全球碳排放市场交易量将达到3.5万亿美元，超过石油交易规模，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交易市场。
进入2013年，中国在碳交易方面开始发力——今年6月深圳成立了首个强制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实际上，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碳市场构建已略显滞后。目前欧盟碳排放交易量和交易额已居全球首位，美国、日本也在积极追赶之中。”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教授蓝庆新对记者表示，为取得碳交易中的主导权，这些国家几年前就开始大规模构建碳交易体系，包括构建碳交易所、制定法规制度、将大数据应用与碳交易结合等。
新能源助推大国崛起
实际上，新能源与经济的关系远不止“碳交易”这般简单。如果以时下最为流行的“云与端”概念来看，碳交易体系就是产品端，是对接国际市场、掌握定价权的基础，而能源的有效利用就是业务云，不但为各国增添碳交易的“本钱”，更能助推实体经济发展。
“就像汽油是驱动汽车前进的动力一样，经济发展也离不开能源的驱动，历史上每次能源革命都会带来一波产业革命，而抓住机遇的国家就能顺势崛起。”复旦大学城市环境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戴星翼对记者说。
针对能源革命与大国崛起的关系，华中科技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教授黄素逸从能源利用史角度将其分为三个时代：薪柴时代、煤炭时代和石油时代。
首个因新型能源而崛起的国家是荷兰，它利用的是煤炭前身——泥炭。18世纪以前，泥炭支撑了荷兰石灰烧制和啤酒酿造两大能源密集产业，使其取得远超其他大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但由于泥炭资源有限，且热效率仅有煤炭1/6，不能提供冶金的高温或驱动车船。两百年后，荷兰就丧失了能源优势。
“真正使人类进入煤炭时代，以能源革命实现全球化的国家是英国。”戴星翼表示，由于16世纪英国的森林砍伐已危及到皇家舰队的造船计划，其主要能源“幸运地”从薪柴转为煤炭。以煤炭为动力的蒸汽机在工业上的广泛应用，使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技术最先进、最具活力的经济体。
“美国能后来居上，除受益于两次世界大战外，也伴随着石油对煤炭的核心能源更迭。”戴星翼表示，由于热效率高，20世纪初，石油开始动摇煤炭在国际能源市场中的主体地位。
从1900年起，美国的主要能源就开始从煤炭变成石油，在此基础上逐步奠定其全球石油工业中心的地位。上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美国经济的繁荣很大程度便是建立在廉价石油的基础之上。
“另一方面，能源革命也推动着货币霸权的演变。”董小君表示，一国货币想要成为国际货币，通常遵循结算货币—储备货币—锚货币的基本路径。能否成为能源结算货币，就是其中最关键的一环。
“从英镑绑定煤炭，到石油绑定美元，再到后来美国与欧佩克签订将美元作为石油唯一计价货币，展示了一条明晰的能源与货币地位演化之路。”董小君说。
黄素逸表示，因碳交易而催生的能源低碳化，便是新一轮的能源革命。“人类的能源利用一直呈现‘低碳化’的特征，即燃料中的氢越多、碳越少，能源品质就越高。薪柴时代、煤炭时代再到石油时代演变都印证了这一点。如此推论，低碳能源将是下一轮能源革命的发展方向。”
布局“后石油时代”
当前，世界各国正在加紧谋划“后石油时代”的低碳能源布局。
在陶良虎看来，低碳能源包括三个内容：“一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以定量能源获得更多经济产出;二是减少化石燃料消耗，发展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风能、生物能和地热能;三是根据可再生能源布局分散、供能不稳定等因素，设计与其相匹配的能源体系。”
“实际上，由于可再生能源能量密度较小，要想成为主力能源尚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黄素逸举了个例子，“2011年中国光伏发电装机量为300万千瓦，仅与武汉华能阳逻电厂装机容量差不多。因此，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仍是能源低碳化最重要的方式。”
在黄素逸看来，虽然目前核电(核裂变能)在安全方面存在争议，但在一定时期内也可适度发展：“核能具有一些特殊优势：首先，不会产生温室气体;其次，能源密度高。1公斤铀核裂变释放能量与2700吨优质煤燃烧释放的能量相同，运输成本极低;再次，目前第四代核电机组的安全性已大大提高。”
戴星翼则更看好风能的未来： “目前丹麦风能发电已较为成熟，10多年前其风电价格比常规电价高10多倍，现在只有1倍多。我国如将内蒙古风能充分开发，能替代目前全国的火电能源，关键问题就是技术差距使风电成本降不下来。”
“但随着中国碳交易市场的逐步成熟，风光能这类新能源企业的成本劣势将大大降低。”武汉理工大学材料复合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潘牧向记者表达了他的乐观情绪。
随着深圳碳交易市场的启动，银行纷纷为新能源企业、有节能减排需求的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民生银行推出以碳排放指标作为贷款还款来源之一的“碳融资”服务，农业银行则推出清洁发展机制顾问业务，德意志银行近期也表示，希望与中国的环境交易所合作。
“除了碳金融外，CDM带来的项目补贴更是新能源企业一剂实实在在的强心针。”潘牧说。
他口中的 CDM，指《京都议定书》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减排机制——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实施节能减排项目，为发展中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履行其所承诺的限排或减排义务。
潘牧举了个例子，德国如需在中国购买碳排放量，就得在中国开展一个合作项目：“譬如由西门子公司为东风汽车公司提供余热发电项目的技术支持，而且西门子将根据测算的碳减排量，向东风提供资金。”
华能集团江苏风电公司有关负责人近期向媒体透露，由于风能电价水平低，目前华能一些风电CDM项目的减排收入，就构成其全部利润：“一个10万千瓦的风电厂，可获得CDM项目补贴和国家新能源补贴共一千万人民币，而这一千万就是该项目的实际利润。”
“目前中国已注册的CDM项目中，83.77%属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这表明，CDM为中国低碳能源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陶良虎说。
“弯道超车”的中国机遇
空着的残破房屋、路灯久无人修的街道、人烟稀少的马路，以及频繁发生的凶杀抢劫案……这一派萧条的景象，让人感觉是一座废城，而不是昔日昌盛一时的“汽车之城”底特律。这座苟延残喘的城市，在多年财政赤字的折磨下，已于今年7月18日正式申请破产。
汽车产业作为美国曾经的经济支柱，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克莱斯勒和通用等企业生产的汽车污染大、耗能多。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随着人们环境意识的加强，粗放式的能源利用模式已无法持续。
“死守传统石油经济，是近年美国的一大败笔。”董小君表示，当欧洲主导全球气候谈判时，作为二氧化碳排放第二大国的美国存在相对劣势，因此一直没有积极参加全球气候谈判。
“这导致两个结果：首先，美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速度趋于缓慢。其次，由于缺乏碳排放约束，美国发展低碳能源的意愿一直不是十分强烈。”董小君说。
作为气候谈判的积极参与者，中国十分重视低碳能源的开发和利用，虽然目前技术存在相对劣势，但潘牧对未来充满信心：“欧美开始低碳能源的时间并不久，中国有迎头赶上的机会。目前湖北作为国内重点能源实验室最多的省份，在电动车氢燃料电池研究方面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陶良虎同样表示，虽然在传统经济发展道路上，中国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但在低碳经济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几乎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具有“弯道超车”的可能性。
“中国不光在新能源上有潜力可挖，从货币安全角度看，中国在碳交易中亦是‘进可攻退可守’。”董小君指出，中国作为世界碳交易市场的最大卖方，按照国际惯例可以自由选择结算货币。“在发达国家都试图使本国货币成为碳结算货币的情况下，这将提高我国在能源结算货币中的话语权，促进货币安全。”
“另外，美国正在爆发的页岩气革命会导致其碳排放增加，这种情况下美国很可能延迟下一轮气候谈判。”董小君表示，在《京都议定书》2020年失效、新的约束机制尚未建立前，这将为中国赢得产业转型的时间与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