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可能鲜有人知道，30多年前的上海曾是全国最大的“癌症村”，这一切都是拜上海的“母亲河”黄浦江污染所赐。1981年，中美建交后第一批合作的5个项目中就包括黄浦江治污，随着治污成功，上海悄悄地甩掉了“癌症村”的帽子。现任中德可再生能源中心主任陶光远，作为当时治污规划工作的参与者回顾了那段历史。
黄浦江污染制造全国最大“癌症村”
上海黄浦江在解放前污染并不重，因为当时工业生产规模不是很大，上海市区废污水直接排入苏州河中。据《上海勘察设计志》，解放前，上海共建有3 座城市污水处理厂，分别为1923年投产的北区污水厂、1926年投产的东区污水厂和1927年投产的西区污水厂，日处理污水总量是3.45万立方米。五六十年代，上海市区陆续建造了几处污水处理工程，同时，对原有老污水厂进行改、扩建，污水处理能力有较大提升。
建国后，上海市区废污水排放量逐年增加。据《上海水利志》记载，1949年为全市每日83万吨，1963年为每日190万吨。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工业生产发展缓慢。到了1976年，上海市区废污水排放量已经达到每日300万吨，黄浦江水质开始轻度污染。1978年起，上海的工业生产开始迅速发展，大量未经处理的工业污水和几百万人的生活污水直排内河，导致黄浦江中下游段水体严重污染。
对那个时期的污染，陶光远形容为，“几百万人喝在黄埔江，拉在黄埔江”。当时上海出现一个新名词叫“黑臭”，用来形容黄浦江水。排入黄浦江中的粪便含有氮化物，氮化物分解以后臭气析出。大量的氮化物溶解在江水里面，老百姓对江水污染的直观感受就是黄浦江有多少天的“黑臭”。
黄浦江黑臭的天数越来越多。据报道，黄浦江上海市区河段于1963年夏季首次出现水体黑臭现象，持续时间22天。20世纪70年代平均每年出现黑臭47天，80年代为146天，90年代达到200多天。
据陶光远介绍，那个时候，上海的自来水取水口在黄浦江下游，自来水中有超过30种致癌物，一部分是原水中的，另一部分是用氯气净化时与有机物反应产生的。即使水烧开了，仍有数量不详的致癌物在里面。
水中的大量致癌物导致上海这座全国最大的城市在癌症发病率上也领先全国。当时全国发病率较高的癌症是，男性肺癌第一，女性乳腺癌第一，只有上海不分男女都是消化道癌症第一，癌症发病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陶光远称，调查结果出来以后，政府紧急决策，将上海的取水口移到黄浦江上游，“先把吃水问题解决了，然后回过头来治理污染”。
据公开报道，由于上海地表水水体污染，上海水源地不得不历经数次变迁。先是苏州河水质逐步恶化，上游水源取水口迁到了黄浦江军工路段。时至 1978年，黄浦江下游的水质状况也让人失望，水厂的取水口被迫顺流而上。1987年，取水口移到了黄浦江上游临江段，而到了1998年7月，取水口继续上移，移到了松浦大桥附近。
治污不利根本原因是“不想花钱”
当年上海这个全国最大的“癌症村”的出现和消失，都没有引起全国人民的注意。“在中国经济水平并不高的情况下，政府仍然拿出钱来把污染给治理了，应该说是解决得非常成功”。陶光远对当时政府治理黄浦江污染的决心很是感叹。
陶光远介绍，对黄浦江的治理还是使用经典的方法，即将污水截流，集中输送到浦东的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海。在八十年代初，上海的污水量是每天400万吨左右，这在当时是可以实现治理的。
用这一方法处理污水，在现在对于治理淮河等流域的水污染仍有借鉴意义。陶光远认为，黄浦江污染治理的经验可以推广至全国。针对现在癌症村和地下水污染的问题，应该首先找到新的水源，解决饮水安全，回过头来再解决污染问题。因为污染的治理需要时间，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
以淮河治污为例，陶光远认为，现流入淮河的污水应分区域处理。例如，以县为单位截流，进入当地的污水处理厂处理。对于工业企业的污水，要么企业自己处理，要么交钱送污水处理厂处理--前提是这些污水是可处理的，不是特种污水。
针对污水分散流入的问题，沿河截流即可，水污染源查起来也容易。目前污水处理进展缓慢主要原因是企业不愿在处理污水上花钱，因为处理1吨污水的费用是1至3元，这会大大提高企业的运营成本。
除此之外，污水治理的法规执行得也不严，而且淮河治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各段治理难以形成合力：淮河流经三个省，河南、安徽和江苏，在治污方面有“上游不顾下游”的情况。
根据陶光远他们的调查，当时黄浦江的污染物从重金属到有机物，无所不包，比今天的淮河严重得多。现在淮河以及山东一些地方的污染主要是有机物，最典型的就是印染污水，印染污水里面有大量的环状化学物，需要非常大的力气才能处理掉。污染不是不可治理，只是污水处理工程投资大，工期比较长。
陶光远最后说，治理淮河等水污染的那些困难，说到底还是钱的问题，“除了不想花钱，什么困难也没有”。(章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