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已经发布。纲要提出了在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7%的经济发展预期下的能源环境目标，即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1.4%，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16%，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这为我国2011-2005年的节能减排与污染物控制工作提出了明确的目标。
碳强度目标、非化石能源目标与能源强度目标相互联系，但其难度依次增大
二氧化碳强度是GDP能源强度与单位能源二氧化碳排放的乘积。如果实现了非化石能源目标，在化石能源结构中煤炭比重不上升的情况下，碳强度目标将可以比能源强度目标高3%左右，而目前的碳强度目标仅比能源强度目标高1%，相对保守与容易实现。而非化石能源目标可尽量在供应侧加大非化石能源产业的发展，保证投资的强度与稳健的建设进度，具有一定的政府管理与项目审批的可控性。
最为困难的当属能源强度目标，除了上述要求外，特别需要抑制能源需求的增长，否则，即使按期完成了非化石能源目标，那么能源强度目标也可能无法完成，甚至差距很大。在经济增长7%，各类非化石能源照常发展（2020年核电实现8000万千瓦，风电完成1.5亿千瓦，水电完成3.5亿千瓦）的预期下，完成非化石能源目标只需要保持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在0.9即可，但是这种情况下，能源强度目标根本无法完成，2015年的能源强度相对2010年仅下降9%左右。
核电发展的延缓使得各目标的完成更加系于经济结构调整
目前，日本核危机带来核电发展的影响必须考虑。我国核电发展预期如果降低，将给非化石能源目标的完成带来了不确定性，特别是在“十三五”期间。如果核电从现在开始不再审批新项目，就需要进一步压缩总的能源消费需求，降低GDP增长对能源的依赖程度，即一个更低的能源弹性系数（0.6）与能源强度（约0.683吨标煤/2005年万元GDP），这种情况下，能源强度目标基本可以完成，这种情况下反而非化石能源目标与能源强度目标趋于一致性。从这一意义上，在核电发展不确定程度增加的情况下，所有目标的完成都更加系于经济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加速能源非密集型行业的发展，努力抑制能源消费总量（化石能源消费）的增加，促进单位增加值的能源消耗程度下降，从而更容易地完成非化石能源目标，并在优化能源结构的基础上，可顺利地超额完成碳强度目标。
控制能源消费总量需要以可交易机制的配合为前提
一般而言，环境问题是有负外部性的，因此需要通过环境税、限额-贸易方式内部化其外部成本，纳入决策之中。而能源通常具有代表其价值的市场交易价格，一般不具有外部性。但是，随着能源对外依存度日益提高，能源总量的不足与稀缺使得能源保障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一旦中断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甚至不可接受的。因此，在“十二五”规划相关研究与政策讨论中，“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思路被反复提及。必须需要指出的是，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必须以能源消费的“权利”可交易为前提。否则，总量控制的设定与地区间分解，将必然与不确定的经济发展产生不协调不一致的地方，损害经济的发展速度，造成效率损失，出现有些地区高效率的经济发展受到能源消费配额的限制，有些地区不需要那么多配额而浪费，出现逆向激励能源使用低效率的问题，减少能源消费的成本与损失将非常高昂。而由于未来经济发展受到政策与人们行为的强烈影响，发展的突变与不连续几乎成为常态，存在本质的不可预测性，这种可能性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控制能源消费总量须以可交易机制的配合为前提。
